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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他参加了布拉柴维尔举行的非洲田径冠军赛,以10秒41获铜牌,名次虽不错但成绩着实乏善可陈,不过这足以让他被选入奥运代表队,于是便有了那两个鸡肋般的“奥运两枪”。要知道,直到此时他完全是“野路子”,不但没受过像样的正规田径训练,甚至还不是专项田径选手——他还是篮球和排球代表队的成员。

其实早在2001年,他移居挪威奥斯陆时,当地的田径俱乐部教练就建议他“收心”,专练田径短跑并主攻200米,奥运会成绩虽然不佳,却让他明白了两件事,一是自己的确是短跑的大好材料,二是如果继续这样“野路子”下去,再好的材料也是白费。2005年,他开始放弃其它项目,蛰伏挪威专练短跑,并根据当地教练的训练计划,从基础打起,不片面追求快出成绩,这也是他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成为“两枪选手”的奥妙所在。

2007年春、夏天,基础已经打得很扎实的他开始尝试“上成绩”,并在一系列大奖赛上获得名次,夺取了总决赛入场券,并最终一举成名。

如今他已明确表示,将代表挪威参加北京奥运,并被看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他还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打破门内阿保持了28年之久欧洲纪录的人选。

相比冈比亚奥委会此刻懊悔得肠子都青了:不管有多少可以解释的理由,毕竟一个事实已不可改变——冈比亚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可能在奥运夺牌的选手,结果却白白为他人做了嫁衣

………【社区自治:社会发展的必然】………

据媒体报道,截至2007年年底,宁波市所有的城市社区居委会完成了直选,成为全国首个城市社区全部实现直选的城市,有专家认为,此举不但促进了城市基层民主的扩大,而且创新了社区管理模式,规范了城市社区选举程序,对全国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事实上,在社区层面推行社区居民自治,实行选聘分离、义工为主的管理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就在昨天晚上,笔者所居住的大温哥华郊区某社区召开了一次社区全体代表大会,会议的议题包括是否更换物业公司、停车场赢利用途、是否允许公寓阳台封闭和社区委员会改选办法等,这些议题都是一周前书面分发到每家每户,以一户一票的方式表决的,而负责日常管理的社区委员会、负责款项出入和用度监督的社区董事会,以及负责给前者提供建议的社区特别顾问,则是这些议题的拟定者。他们都系居民选举产生的纯义工,不但负责组织这类表决、讨论,还实际担负从社区设施维护、运转直到火警发生时疏导受灾户并配合消防队、警察工作,大量繁琐的日常社区管理事务。这就是欧美各国通行的社区自治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各城市自行订拟符合本地实际的“社区自治办法”,而各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则完全交给这些由社区自行推举产生、不脱产、不占编制的组织及其义务人员管理,所有这些为社区服务的组织,都是非政府、非赢利性质,政府虽然高度重视社区发展,却并不直接置身事内,其参与大多以简洁的方式如法律、经济等方式进行,社区事务主要依靠居民自己进行管理。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行政主要承担制度和法规制订者、仲裁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而社区内的各项服务、管理,则完全交由社区自治。

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首先是提高了社区服务的效率。由于所有社区服务人员都是由社区居民推选、乐意为本社区服务的义工,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也对社区的特点、需要和不足更加知根知底,工作、服务也能做到有的放矢。由于行政部门不直接参与社区内部管理,而只是间接参与指导和服务,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和扯皮。这些义工都是不脱产、不领薪的,服务纯属尽义务,只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从事社区工作,这样一来确保了只有最热心者才会乐意充当社区义工,二来也无形中将社区工作中一些形式主义的风气消解于无形。

其次,也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由于社区自治,政府可以仅在社区一级配置最低标准的专职社工,并将社区行政拨款大大降低,而不必担心社区功能弱化,这样就可确保宝贵的行政人力、财力投入到更急需的领域。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原本实行与中国类似的“大政府、小社会”、由政府对社区基层组织和服务大包大揽的方法,导致行政开支浩大,社区服务效率也欠佳。近年来他们推行了社区自治改革,让大量社区义工和非政府组织替代专职社工,结果非但费用大减,社区的功能也更趋健全、完善。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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