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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工夫之缺乏如此，可叹可愧。”12月24日，陈布雷日记中又载：“……自念数年来所更历之事，对余之志趣无一吻合，表面上虽强自支持而实际无一事发于自己之志愿，牵于情感，俯仰因人，既不能逃世长往，又不能自申已意，至于体认事理，则不肯含糊，对于责任又过分重视，体弱志强、心羸力绌，积种种矛盾、痛苦之煎迫，自民十六年至今，烦纡抑郁，无日而舒，濒于狂者屡矣，每念人生唯狂易之疾，为最不幸，故常于疾发之际，强自克制，俾心性得以调和赖友朋相谅，遇繁忧错乱之时，许以休息，然内心痛苦则与日俱深，颇思就所经历摹写心理变迁之阶段，详其曲折，叙其因由，名归‘将狂’，作杂感性之纪述，或亦足以供研究心理变态之参考也……”陈布雷在日记中坦承“对余之志趣无一吻合”，“无一事发于自己之志愿”，“牵于情感，俯仰因人”，“种种矛盾、痛苦之煎迫”，使他又复提出辞去中政会副秘书长之职念头，在12月21日即将离沪去杭休养前又书写：“……覆果夫一函，详述离京时之病象及希望摆脱中政会职务之殷切，如许以辞去中政会秘书长职务，愿竭心专任蒋先生之侍从，请彼设法转陈，”于是在“下午三时偕允默挈男女仆各一人，乘沪杭特快赴杭”，车中也不忘看书，“阅更生垒诗文集，七时抵杭站，微雨，雇车返小莲庄，叩门久之，泽永甥出应……即去六桂坊访大哥……”陈布雷心情略好一些，但是“梦中所见仍为京中纷纭之象”“得蒋先生覆电嘱静心调养，早日返京。”陈布雷连日与好友叙谈到六桂坊陈屺怀处，闲谈并“借得制言三册，读更生垒卷施阁诗文集十余卷，又南北史乐府两卷，夜围炉读日本国文田独步小说集”，12月28日日记中记：“……连日静养，脑中杂虑渐消，不复有繁思缭绕，惜假期将满，不能久留耳，”陈布雷还在日记中摘抄他读书后认为可资参考者，“读欧阳竞天先生所辑‘词品甲’，所采多悲壮激越之调，凡四十调百首，皆学校绝好歌词也，德沽太学生二词尤悲婉，录之如下：（一）半堤花雨对芳辰，消遣无奈情绪，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鹃促归，莺收佞舌，燕仿人语，绕拦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乐事，心磨灭，昼忽见书飞传羽，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百字令）；（二）倚危栏，斜日暮蓦蓦甚，甚情绪，稚柳娇黄，未禁风雨，春江万里云涛扁舟飞如飞雾，是何人惹愁来，那人何处，怎知道愁来不会，（祝英台近）”陈布雷在杭休养，蒋介石倒很关心，屡屡电慰，1936年2月11日日记中，陈布雷对这位主公有记：“……接蒋先生覆电嘱安心静养不必急急入京，假期即再展亦可，诵电感激无量，予此次因病请假，京中猜测纷纷，有谓因不满意于政治组织而称病者，有谓因人事关系而拂袖以行者，甚至谓对某种职务未获任命而失望者，大抵皆误认为有‘政治抱负’（即作官兴趣之谓）或政治欲望之一人，而鲜有同情于余之痛苦者，独蒋先生始终谅解。宽其督责。多方安慰。语有：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蒋先生之知人。每能洞其肺腑。斯非常人所可企及也。”蒋介石对陈布雷，陈布雷对蒋介石，这对“君臣”可谓知心之至，因此陈布雷虽然内心矛盾与痛苦，也要从一而终了。

陈布雷又萌引退之念（1）

自1936年12月12日起至1937年5、6月间，西安事变以及为蒋介石编《西安半月记》可以说是陈布雷的主要工作，从陈布雷这一时期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的信任，也可以看出陈布雷对蒋氏夫妇的忠诚，真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但是在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的局面，使陈布雷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以至5、6月间又萌生了引退之念。另外有一点很大的变化是，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要适应全民抗日的潮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似乎已不能再继续了，国共合作、全民一致抗日的气氛已经形成，蒋介石和陈布雷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点。民心不可违也！这为七七事变后，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一系列有关慷慨激昂的抗战文告，打下了思想基础。从1936年11月11日和12日两天日记中，完全可以看出陈布雷处世的人生哲学，陈布雷与陈诚一向关系较好，他与陈诚互相交换意见中劝说陈诚：“……（十一日）今日陈辞修君离洛回汉，临行走别，余妄有箴规，竟蒙采纳鄙言，殊感其虚衷纳言之雅，辞修勤劳刻苦，律己谨严，遇事负责，确为值得敬佩之人，唯委员长信任既专，各方不免注目，辞修激于当世之媕啊，亦更奋励激发，愿挺身而分尽怨谤，余故婉言规之，谓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