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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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光庭不仅可以明显感到李文田的不满，就是其他几人的表情他也看得很清楚，他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忙岔开话题说：“东北军虽然算上各地的守备部队有四十多万人，但真正能打的精锐也就不到三十万。这些部队主要驻扎在热河、山海关和奉天一带，因为要防备日本人借机挑起事端，这些人大部分是不能调动的。能抽到吉林、黑龙江边境的最多也就十万来人。而且，这些人也不可能都摆在一线，边境附近的重要城市又都要派兵驻扎守卫，这样一来兵力就不敷使用了。南线绥芬河一线还好些，离奉天不是很远，战事一旦恶化，还可就近支援。北线满洲里一带就很难办了，现在那里只有一个旅和一些地方守备部队，虽然汉卿还在想办法四处调换各部队驻防区域，以挤出兵力，可最多也就是一个旅的规模。”

陶蓉用调侃的语气说：“如果说东北军留在奉天的部队是为了防备南满的日本人闹事，这还说得过去，可是包括在热河的汤玉麟的部队又是在防备谁啊！河北可没有日本人，不会是在防备中央军和晋绥军吧？”

陶蓉的话让葛光庭尴尬的满脸通红。张学良不是没想过调集驻守辽西的部队，可是不仅是汤玉麟、张景惠等一众将领不同意，就是张作霖当年最信得过的、现在又一心辅佐张学良、被张学良尊称为老叔、辅帅的吉林省主席、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也是坚决反对，他们都怕中央军和晋绥军趁机占东北的便宜。

张学良对这些和他父亲一起刀头tian血几十年的东北军老人不好发作，可是葛光庭知道，张学良私下里可是连摔了好几次杯子。

“还有GCD的问题。”葛光庭继续说道。

“还有GCD？”宋哲武一时有些跟不上葛光庭那跳跃性的话语。

葛光庭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在北平、天津，辽宁还有刚改称沈阳的奉天、大连、营口等诸多城市，吉林的长春、黑龙江的哈尔滨等地区都出现了GCD号召‘武装保卫苏联’的传单，另据情报，GCD满洲省委已接到他们中央的指示，要在东北举行暴动和策反。所以，现在各地的部队都不敢轻易调动。”

“GCD要武装保卫苏联？”这让宋哲武大为惊讶！

宋哲武虽然知道这个时候的中国GCD几乎没有多少独立性，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可是喊出这样极左的口号，还是让他感到极大的震惊。

这一时期，中国GCD受苏联把持的共产国际的影响，政治上极端左倾，缺乏独立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GCD就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苏联不仅把他们的旨意通过共产国际传递给中国GCD，有时甚至苏联领导人直接就下达指令“指导”中国GCD的工作。中国GCD在中国开展的一切工作并不是以中国GCD的利益和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特点来展开，而是以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苏联**的意识形态为转移。

以至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就相当于“圣旨”，那些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对中国GCD本身、对中国革命和现实没有任何理性认识的青年学生们，就可以颐指气使的任意指责批判在国内的**领导人，甚至还可以更换推举他们不满意的领导人，把持**GCD的领导核心。而最了解**GCD实际情况，但没有经受过“共产国际”考验的、没有吃过“洋面包”的本土领导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排斥和打击。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属“太祖”了。正当“太祖”和他的战友们辛辛苦苦开创了江西苏区根据地，他们领导的红军正在蓬勃发展时，GCD中央从上海迁到了江西苏区，在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博古等人把持的中央领导核心的排斥下，把最了解中国现实、最能理性分析中国国情、最了解红军的“太祖”逐步排挤出党和红军的决策层，遵义会议前，甚至只剩下一个没有根据地、四处流浪的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职位。

红军在博古这个从苏联回国不久、年仅二十三岁、对MKS主义理论“了解极深”、对中国GCD和红军实际情况了解极浅薄的人的领导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李德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的指挥下，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GCD历史上最大的悲哀。

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当此中苏两国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行将交战时，作为中国的一个政党发出支持敌对国家的号召都是极不明智、极其失策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