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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坚守着这一亘古不变的定义，一直往前走，直到今天我可以豪不讳言地大声说“我是干净的”。

第一次陪领导喝酒。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个第一次无从查证，也无需查证，但有深刻印象的次数为数不多。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联校的几个骨干一起因为“两基”验收的资金到财政局找相关领导要钱，傍晚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开始我有些拘谨，小心翼翼的应付着，心想和局长一起喝酒要矜持点，我们边喝边谈，渐渐地谈到主题，这时局长们的酒兴正浓，局长发话了，“要钱，行啊我们二比一，你们喝二杯我们喝一杯【一杯一两】，一轮十万”，领导就是领导，喝酒都盛气凌人，酒桌上何谈公道，有奶的就是娘，喝就喝，为了学校的综合楼能早日建成。八轮酒下肚八十万成了，我们都醉了，喝醉了自己，喝伤了胃，喝得不认识自己谁是谁。多么荒唐的举动，国家的专项资金，该怎么拨就怎么拨，凭什么任你胡作非为？说归说，事情还就得这么做，潜规则就是这样，你又能说什么呢？

第一次陪领导洗脚喝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凡管点事的领导都迷上了洗脚喝茶，而我却不以为然，可能是性格使然，总不屑如此，我以为集体的钱来之不易，要有计划节省点用，细水长流才是正道。然而，一坝怎么能挡住千江水，终于有一天，为了找县计划物价局局长审批学校科教楼的建设计划。只好趁中午局长休息时把他请到茶馆喝杯茶然后洗个脚，到了茶馆我和校长陪着，一到哪里，局长们就驾轻就熟，先是点了一杯乌龙茶，接着又喊来一个小姐陪着。我一看一杯乌龙茶定价88元，可不敢那样奢侈，只好点五元一杯的清茶和校长在旁边喝着。一直到下午快上班了，才看到局长们手挽着小姐从洗脚房出来，一看局长们出来了，我急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计划书，让局长签上大名，然后随他们一起到办公室去盖章。出了茶馆，我有点迷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政府官员们如此胆大妄为，“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古代七品芝麻官尚且如此，何况我们的这些公仆们呢？

第一次做假账。记得，朱总理在一次给一个大的会记事务所题词时，想都没想，提笔写到“不做假账”，可见做假账一定是一些行业的潜规则。教育队伍做假账应该是从一九九四年“两基验收”时开始的，那时国家教育部要对我们县的基础教育进行验收，并与政府领导的政绩挂钩，说是要一票否决。而根据当时的体制教育局几千教师的工资都是由县财政掌握的，稍有不慎如果因为教育局自己的原因影响了县领导的政绩，那么老师当年的工资就无法到位了。当然，教育局要顾及县领导的政绩，而县、乡政府那几年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又相差甚远，怎么办呢？有好事者提议“做假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教育系统历来就不缺人才，何况还是和政府联手呢？于是地方对教育的投入立马就增加了好几倍，上下联手，几经腾挪，帐做平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两基”验收活动，在假账的伴随下，平平静静地收场了。诚然，全国性的“两基”验收对触进地方对教育的投入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意义是深远的，尽管，由于“两基”验收留下的后遗症【据不完全统计教育系统内部用于“两基”的债务高达几千万】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理清，但是，对于当年顺利度过学生高峰期所起到的功绩还是抹杀不了的。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我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在“两基”验收那几年，一些学校纷纷举债搞建设，可以说是轰轰烈烈。据了解有些学校每年以百万的速度在举债搞建设，而我们学校则坚持以镇政府投入为主，我坚持镇政府出钱，学校出力的原则绝不举债。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要把学校的硬件搞上去，又不能举债，还要让镇政府领导信服这是惠及子孙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当然，这里的径路很深哦，说穿了就是利益问题，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各级学校都在一窝蜂地搞建设，上级了领导疏于管理，时兴包头带资建房。这样一来，行贿受贿就有了孽生的土壤，甲方是建筑方，大凡举债的都是甲方，因而甲方的领导就有利可图，承包人的眼光就是毒，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惜铤而走险，大把大把地钞票往外送，一送一个准。说实话，那时大小的领导只要你敢想，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我和我的同伴们只是一个劲在想着怎样才能在不举债的条件下把学校建设好，于是一个方案跃然纸上，把甲方让给镇政府，合同归主管领导签字，我们学校只管质量，不管结账。结果“两基“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