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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自己只熬了一年就能学以致用，已经是足够幸运了。

我的新领导姓黎，三十来岁，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业务能力很强，是从基层的刑警队长一路凭实力做上来的。我和他谈了自己读研究生的事情，并把新学期的课表给他看了，他说已经听政委谈过，最近事情不太多，让我有课尽量去上，没课的时候就自觉过来上班。这让我欣喜若狂，庆幸自己一直遇到的都是好领导。

黎科长当时正收拾行装打算到香港开会，据说是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和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合办的二○○○年内地—香港信用证诈骗案办案研讨会，邀请的都是内地经济犯罪侦查方面的业务精英。我们处当时刚好侦破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信用证诈骗案，黎科长即是主办人之一。

行内人都知道信用证作为一种常用的国际贸易结算工具，涉及外贸合同、提单、保险和票据各个方面，对办案者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知识要求很高，这个案子办成后一度成为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办理类似案件的范本。我很为能在一个这么有能力的领导手下做事而自豪，并决定今后一定要以黎科长为榜样，争取能独立办出几个轰动全国的大案来。

十月，科长去香港开会。我则返校读书。

法学院的生活是紧张而有序的，先生们对每个学生都严格要求，每次开出的书单都要求我们认真读完并定期检查读书笔记，那段时间自己阅读了大量理论书目，并开始努力培养自己独立思考、不盲目崇拜权威的习惯。诚如一位学者所言：“理论的预测一定要可能被事实推翻，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换言之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而是寻求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些话鼓励我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工作，都一定要坚持对事实负责，尤其是我所处的部门，动辄关乎别人的自由和前程，更是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和个人颜面得失方面的考量。

和师兄聊起我的这些想法，师兄开玩笑似的问我：“为什么不加上‘对真理负责’呢？”我反问他：“这世界上除了自然规律外真有永行不悖的真理么？我们口中的所谓真理，只不过是具有被人解释为真理的可能性罢了，能对事实负责，已属不易。”师兄笑笑，说道：“你这种想法固然有道理，但是持着这样的信念在司法机关呆，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小子给踢出来。”

德国啤酒、联合国军帐篷和坐台时光

学校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已经到了二○○○年的冬季。课渐渐少了，我正式回单位报到，科长见到我也很高兴，说正愁没人做事呢。鉴于我还没有办案的实际经验，科长安排我先试着做一下接待工作，顺便熟悉一下我们这里的案子。

第二天，科里的同事帮我把办公桌搬到案件接待室，坐我对面桌的大军怕我心里有想法，安慰我说：“哥们儿，把你搁这儿不是要冷落你，多在这儿吵几次架保证你对民事纠纷和经济犯罪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我笑着看看他，开玩笑说：“我知道我这儿可是经侦第一岗，我要是没把好关你们以后准得落个干预经济纠纷的骂名。”大军他们见我并不以为怪，又瞎聊了一会儿便各忙各的去了。

我很感激那帮同事，他们大多是一九九六年成立经侦部门时临时招来的第一批大学生，这些年可以说每个人都办过很多大案要案，但是由于内部论资排辈的惯例，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被提拔和立功受奖的机会，事实上他们这批人早已是处里侦查办案的骨干力量。正因为都是从地方院校出来的，他们才能格外懂得我的心思，毕竟也是从一群刚刚迈出校门、懵懂无知的孩子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就拿大军来说，初看他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眯着眼睛的小个子，但是经他手抓过的那些江湖巨骗个个都上过报纸头条。据内勤大姐说，大军只有在讯问拒不交待问题的犯罪嫌疑人时小眼睛才会聚集逼人的冷光，而和同事相处时眼睛里则是堆满了和善。

从第二天起，我便开始稳坐在接待室里，有人来了就接待和受理咨询，无人过来则埋头看书。常常被其他新来的同事称为“坐台先生”。

那段日子不觉间又目睹了世间百态。其实说是接待报案，大部分来访的人反映的未必就是刑事案件的问题，比如有次有个商户跑来反映一家公司欠他三十万的货款久拖着不还，请我们去封账户和抓人，我笑着问他：“借钱不还够得上犯罪么？如果没有欺诈行为的话只能归法院管了。您还是找律师写诉状帮你到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去打官司吧。”

谁知道那位商户倒振振有辞了：“他不还我钱我就得家破人亡，当然是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