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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算是手段用尽了，怎么被你们逮着的？居然还是在咱伟大的天安门广场。”

北京同志的回答让我们的人啼笑皆非，原来张勇把骗来的钱挥霍得差不多了，决定往国外跑，遂约了联系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见面，搞笑的是此人这么多年已经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了，居然拿了一支大瓶雪碧在纪念碑下焦急地逡巡。很快就被巡逻民警给盯上，上去一查身份又漏洞百出，马上就被带走了。经过和网上逃犯信息系统核对后发现这家伙还是一督办的逃犯，就把他扣下了。据说侦查员把嫌疑人往回带的时候，那家伙一路都在唉声叹气：“我为什么就不多关心下国家大事呢？”

天上掉下的馅饼毕竟是极少数，黄大队长高兴了一阵子就开始发愁了。他告诉我现在处里急着抓专项斗争中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数字，各个大队也互相在比学赶超，自己虽然拣了个大便宜，但和其他几个队的成绩比起来未必就强。我坐在他办公室里，一边喝着水一边说：“不是说各个大队现在都能去抓卖假发票以及非法出售发票的么，满街都是，为什么不去捞呢？”黄队长叹道：“我们当年可是两百万以下的案子不接呀，现在居然为了完成任务得满街去和发票贩子打交道。”

各个大队为了完成任务蜂拥往各个车站、码头去抓人，烈日炎炎，无数侦查员把头都转晕了也没有收获。但人海战术毕竟有效，接近月底的时候，卖假发票的几乎被我们处和各分局的人给抓光了。大家只好又开始打卖假文凭的主意，大批侦查员马上又得化装成学生或者待业青年顶着秋老虎的炎热去打秋风，可是抓回来的大部分嫌疑人都是外围发名片的，很少能捣毁窝点或者抓到幕后的主犯。

一次，黄大队长他们连续蹲守了一周，终于把一个制造假文凭的窝点给端了。我对制造假文凭的案子很好奇，跑去看了看侦查员们从窝点里抄回来的赃物，发现假文凭居然以二流大学的居多，而专业也多为文科，尤其是什么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等专业。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二流大学文凭的定价居然比一流大学的要高，我笑着问犯罪嫌疑人：“你们造的假东西里面怎么没有清华北大的啊？”犯罪嫌疑人说：“我们造这个玩意也是看顾客需要的，清华北大太牛了，没几个人敢要，否则太容易被揭穿了。相反那些二流大学，名字报出去也好听，学校名声也不显得张扬，要的人也就多一些，所以收费也高。”我听了后大长见识，仿佛重温了一道论证价格与需求关系的西方经济学课程。

黄队长拿着几张假文凭问我：“就这几张薄纸片子值那么多钱？”我笑着说：“那当然，花个两百、三百的买个破本就省下几年寒窗苦读的工夫，还不用掏钱到学校去受盘剥，谁不愿意啊？”黄大队长说：“其实照我看，有些买假文凭的人啊，水平还真未必比你们这些拿真文凭的低，只不过风云际会，时势没能造英雄而已。”

我觉得黄队长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逗他说：“其实现在有这么个说法，这个世界上的文凭有四种，分别是真的真文凭、真的假文凭、假的真文凭、假的假文凭。第一种人有真材实料，又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拿文凭是水到渠成；第二种人属于自学成才，苦无文凭，又不适应考试，不得不找人做文凭应急；第三种是有钱或有权，买张正规的文凭当门面；第四种是不学无术，无钱无权又眼红，做张文凭混一混。您不是刚在党校读了个研究生么，看看自己是哪一种？”黄队长大怒：“我当然是第一种了，真才实学外加货真价实！”“得，您还不如假包换的呢！”我呵呵笑着离开了大队长办公室，去看侦查员做的询问笔录去了。

留置室内，侦查员正累得口干舌燥，见我进去了一个劲地诉苦，说屋子里的几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同乡，个个性子都硬到极点，怎么审问都不开口，几个从刑警队调来的侦查员恨得牙痒想动手，被我们几个硬拉住了，我知道这个时候劝他们文明执法效用也不大，只好说：“都干什么呢，为了一点点案子的事情把别人打出事情了，害得自己脱制服下岗坐牢值得么？”那几个同事这才悻悻地停手。不过说实在的，那几个犯罪嫌疑人都出自南方某地，当地民风的确以顽悍著称，那一晚上下来还真没有一个开口的。

一年后我出差到那个城市时曾问过当地一个朋友：“你们这里真的都是往全国各地输出卖假文凭的？”他说：“你才知道啊！我们这儿就是一造假窝点。现在都不兴造假了，直接骗。比如办证，接了电话就是‘你给我打一百块钱，然后把相片放到某某地某某石头下面’，完了第二天再说‘不行啊，你那相片不行，要再造，再给我打五十块来’等等，其实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