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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有些同志对陌生人一概觉得有违法的嫌疑，这种心理定势同时不断形成心理暗示——对所有的陌生人都不能太友好。这种怀疑心理外加外界的压力都很容易造成警察心灵的扭曲和冲动。我认为现在非常需要在局里设置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当然，我不是说像某些单位那样找几个所谓的专家在网上开个咨询热线就成了。我认为这个机构应该由专业的心理医生组成，而且独立、高效、不偏私。他们以定期与不定期两种方式为民警提供心理服务，并且严格按照科学方法对警察们的心理状况做如实记录，以此判断他们是否有心理问题而不适合于警察这种工作，或者某警察在某一段时间内暂时不适合工作，应当调养。心理医生同时还应当经常性地注意警察们整个家庭的心理卫生状况，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提供服务，否则警察的家庭成员心理不健康，他们的心理状况可能就会受影响。”

我在一旁认真听大胖说话，越听越觉得自己平时真是小看了这个庞然大物，一直以为他又霸道又爱慕虚荣，没想到在安康医院的两年磨炼使他产生了那么多想法。虽然我做110目睹那些我面前消失的生命时也曾产生过做一个谈判专家挽救他们生命的想法，但那毕竟是脑海中的灵光一闪；而大胖不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有了自己的想法并在为之而发奋努力，这着实让我佩服。

其实做防暴警察的时候我就和同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觉得如果要减少警察滥用暴力的现象，光把一线民警的枪收上去集中保管是很愚蠢的，那样只会造成更多无谓的牺牲，关键还是要对民警的心理及时地进行疏导、治疗，发现问题早解决。同时在提高政治业务素质的同时关注普通警察的生活和心灵健康，别一出事情就搞运动，出了事情就换个名目再来一次，周而复始，只能造成恶性循环，队伍的士气也被弄垮了。

我和大胖一直交谈着，不觉间到了男生宿舍楼下，这时已经是夜色阑珊，我们俩正准备各自回家，突然听到男生楼传出一阵阵欢呼的声音，那种欢呼声渐渐沸腾起来，直到震得我们整个耳膜都发胀，职业反应让我以为楼上马上就会有无数瓶子砸下来，忙拉着大胖就跑，结果跳到路边一看楼下并没有什么反应。

我呵呵一笑：“敢情现在赢了球不兴闹腾了啊，我们那会儿寝室楼下早就瓶子遍地开花了。”大胖纳闷地问我：“不对啊，今天好像没有比赛啊？十强赛的赛事日程我可是每天都关注的。”我观察了一下校园里喧哗成一片的情况，说：“看这激动劲儿，只可能是十强赛提前出线啊！”

这时候我的手机狂震，我连忙找个安静的角落接听，电话里大飞语气激动地告诉我：“美国出大事儿了知道么？几个家伙劫持着波音飞机把世贸双塔给撞垮了，据说一下子就死了几千人……”

这一天，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

几年后我想到这天晚上的情景，仍然觉得在他人受难的时候选择狂欢是愚蠢和可鄙的，因为欢乐和兴奋可以在瞬间结束，而由此激起的仇恨却可能需要几个世纪去化解，面对那些把上千条无辜生命作为自己的信念、仇恨、宗教供奉的恐怖行为，无论作为军人、警察还是普通的学生，我们都应该同仇敌忾。

司法报名和正式考试的日期迟迟未能确定，自己学习的劲头也被慢慢地磨钝了。一晃眼又是金秋十月，案子也渐渐多起来了。我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案件的审核上来，由于小齐被市政法委借调去写材料，黎科长正式同意我审核金融诈骗侦查大队的案件，同时让我继续负责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的案件，能够有资格审查金融诈骗侦查大队的案子是我进处以来的梦想，所以自己干起来也分外有热情。

经济犯罪案件不像普通的刑事案，像杀人强奸一类的案子，往往是简单的是非对错的判断加上一定的伦理裁量，基本上确定犯罪嫌疑人和搜集相应的证据就可以定案了。而经济案件即使人赃并获，罪与非罪的判断也常常让我大伤脑筋。以前在科里，大家常常为案件的定性争得面红耳赤，但基本都是因为公事，所以互相也能体谅。

我一直有好胜爱辩的习惯，每次和同事争论法律问题一定要分个清楚，即便当时没谈好事后也一定要论个明白。老江以前虽然是老资历，遇到法律问题也是和我们争得不可开交，可惜自打当了领导后性子也渐渐转了，常常和我因为案子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一次，我又为一个商标侵权的案子是否构成犯罪和老江发生了争执，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