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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是这样。高雄的眼神是散的，眼珠如玻璃球嵌在眼眶里，死死的不会动似的，还水汪汪的，衬衫也不再笔挺，西裤松垮垮地吊着，全无昔日的“品位”。

“这么热的天他还穿着长袖衬衣，知道为啥不？”我摇摇头。“他胳膊上扎的全是针眼，密密麻麻的，像一群蚂蚁趴在那儿。看一眼都让人起鸡皮疙瘩，恶心死了。”

“高雄啥时候开始吸毒的？”

“有几年了吧。以前只是在广州跟那些老广整着玩，回奉城不整。就这半年上瘾的。有事没事老往广州跑。现在瘾更大了，常跟一些倒针的混一块儿玩，再这么下去，高雄别说做生意，离死都不远了。”听得出，大平并不是幸灾乐祸故意诅咒高雄，而是替高雄担忧。

“那，小慧知道吗？”

“能不知道嘛，但管不了。啥人跟毒品沾到一块儿，连亲爹亲妈都不认。”

“你咋知道的？”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哥们儿是在社会上混过的。”

改造后的光明服装批发市场，道路拓宽了，重新铺了柏油路面，床子换成了一长溜儿水泥预制板，崭新的绿色遮阳棚首尾相连，绿油油一片。放眼望去，犹如置身于一片希望的田野中。

拿货的零买的人明显增多，从早到晚，人如潮水，川流不息，一派繁荣景象。这些都是广告的功劳。电视报纸广播的宣传铺天盖地，一通地毯式轰炸，着实作用不小。

市场扩建后，新增的八百个床子迅速被订购一空，并从最初订购的一万元炒到三万元，仍供不应求。许多人买床子的目的不是做生意，而是出租，收取租金。“大角”的床子月租两千元，“趟里”的床子月租八百元。

兜比脸干净　第六章（2）

过去，谁家的货早晨批光了，白天床子就空下来，现在可好，床主还在“打扫战场”，就已经有几拨人围过来谈价了，要租床子。开始，床主们只要个回家的打车路费，就像得了多大便宜似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渐渐地，这类“二卖”的人越来越多，床子的价格自然水涨船高，随行就市。有时都下午一点了，如果收拾床子，仍有人把夹着的包裹打开，把货摆到床子上卖。我们管这些人叫“拣臭鱼”的，他们大多是些四五十岁的老娘们儿，根本不顾及个人脸面。这时你无论如何不能再收人家钱了，不然，就太过分了，行上的人也会因此而瞧不起你。

已经荣升为工商所长的老黄现在是更加神气了，虽然他对市场的老床子们仍然笑容可掬，但对那些“二卖”的人，不管是租一天还是一个月，一律按每月三百元收管理费，美其名曰这是“二次管理”。每天，老黄身后都要跟着几个穿灰色工商制服的人，到市场里巡视一圈，发现有人没有他们发的盖有××工商所印章的收据条，便罚款六百元，没钱就拉货，把市场搞得鸡飞狗跳，鬼哭狼嚎的。

老黄曾暗示我，如果有人找到我说情，想把货从工商所拉出去，就要交三百元，当然，这个月你也不必再交“二次管理”费。条件是不开收据。我明白，老黄是想把这笔钱据为己有。

我心领神会，渐渐地成了老黄的“经纪人”——谁家的货被没收了，干脆直接来找我，交三百元完事。最多的一个月，仅经我手就转给老黄近六千块钱，这还不包括我出门期间，别人代为转交给他的钱。这个外表厚道的老黄骨子里可真够黑的。

每天凌晨四点，穿着黄色马甲的拉包工人就开始从市场周围的库房往床子上送货。服务员打着长长的哈欠，忙着给汽灯打压，然后挂在遮阳棚的铁架子上。细碎的雪花在空中懒洋洋地飘着，跟没睡醒似的，落到人的头上脸上、企鹅般笨拙的羽绒服上，久久不肯融化。市场过道上，摆放着各种卖早点的手推车，有人用力地吆喝着，口中吐出大股大股的雾气。有五元一份的米饭炒菜，有小米粥、卧鸡蛋贴饼子、西红柿鸡蛋面。卖得最火的是酸菜血肠汆白肉，汤汤水水的，喝着暖和又有滋有味。冬天吃酸菜是东北人亘古不变的习俗。

许多男男女女挤在市场内最为宽敞的大过道上，男人们手里攥着空编织袋子，女人们，尤其是许多年轻的女孩子，大多穿着入时，脸上搽着胭脂，双手插在袖筒子里，哆哆嗦嗦在原地跺脚打转儿。这里的男人和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通常被叫做“牵驴”的人。这些受雇“牵驴”的人，一般一小时能得到雇主的五至十元不等的钱。“牵驴”人埋伏在雇主的床子附近，只要有拿货的或零买的人在床子前驻足就变戏法似的适时地凑过去，假装感兴趣地拿货或零买，以此打消拿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