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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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瑞说:“你为什么不让我钻过去?”

我说:“算了,你狠,你他妈狠,你赶快起来。”

冯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继续哭,哭得很伤心,很绝望。

我说:“不要哭了,我收你当徒弟。”

我准备收他当徒弟,他却搭起了架子,趴在地上不肯起来。

冯瑞说:“你既然看不上我,我也不跟你学了。”

就这样,我跟冯瑞成了朋友。我们成了最好的哥们,我将家里一根祖传的铜九节鞭送了给他。说老实话,我自己九节鞭玩得也不怎么样,只能凑乎着把那些基本招数传授给冯瑞。冯瑞因此一直把我当作师傅,他因为身子单薄,打架时不得不借助一点兵器。有了九节鞭,冯瑞便勇不可挡。九节鞭真舞起来,三五个人靠不上身,抡到谁都受不了。冯瑞从此勤学苦练,胆也大了,气也壮了,果然再也不受人欺负,而且很快学会欺负别人。那时候,打架是三天两头的事情,冯瑞有了什么恩怨,都跑来找我帮忙。他这人的毛病是喜欢惹事生非,动不动就约人摆场子。冯瑞喜欢结识天下英雄豪杰,到处认哥们拜把子。我们当时都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情,特别是当了知青以后,打起架来都属于那种不要命的,要打就往死里打。冯瑞一直以有我这样的一个师傅为荣,别人也知道他是我老四的兄弟,轻易不敢惹他。

我从小就跟父亲学武术,最先学的陈式太极,后来才改练推手和杨式太极。在一次省级比赛中,我曾拿过少年组的名次,是华东地区的第二名。学过武术的人手快脚快,打架从来都是占上风。要说这真得感谢我父亲,我年轻的时候,不知打过多少架,基本上没吃过什么大亏。我们家几代都喜欢习武,名师出高徒,我爷爷当时就有些名气,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学校的武术教练,过去国民党的军官学校很重视这个,我父亲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什么少校的头衔。不过,这头衔现在说起来好像还挺牛气,那时候就惨了,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父亲的少校头衔就是历史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我父亲这人也是宁折不弯的脾气,他头上戴的虽然是四类分子帽子,但是他就我一个儿子,不愿意儿子被别人欺负,很小就让我学打拳。他觉得男人必须会点功夫,有了功夫,才不至于受人欺负,他只希望我不受人欺负,并没有想到我会因此学坏。

第一章(四)

因为我当时很有些恶名声,常常会有人请我打抱不平,我呢,就好出这个风头。只要有人来喊我,总是稀里糊涂地就去了。我成了一个十足的打手,那时候的八个样板戏中,有一个叫《红色娘子军》,里面有个大坏蛋叫南霸天,南霸天有个打手也叫老四,成天腰上别着枪,穿着一身黑的绸衣服。阿妍说她刚开始喊我老四的时候,总觉得很别扭,总会想到那个腰里别枪穿身黑衣服的坏蛋。她觉得大家喊我老四,与《红色娘子军》里的坏蛋有关,我怎么对她解释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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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的时候,我打架的坏名声可以说是臭名昭著。我和阿妍在同一个县,又在一个公社,常常借机会去找她们生产队的男生。一开始,我们把她们那边的男生当作虐待对象,动不动便去揍他们一顿,把那几个没用的小男生揍得鬼哭狼嚎,揍得见到我们就跑。冯瑞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与阿妍的生产队离得很近,我每次都是先去找冯瑞,然后再到阿妍的生产队去惹事生非。我们不仅收拾那些男生,对生产队的农民也不放过。再也没有什么比打架更可以显示我们的能耐,只要有架打,我老四就可以大出风头,只要有架打,我老四就是引人注目的英雄好汉。那时候因为年纪轻,做事根本不知道节制,根本不考虑后果,其实有时候只是故意装成凶神恶煞的样子。当时玩得真是有些过分,我们成天欺负人家,就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今天打这个人,明天收拾那个人,基本上已成了当地的祸害,别人一听见我们这帮坏人又来了,立刻闻风丧胆东躲西藏。

很快,我们和阿妍生产队的那些男生交上朋友。不打不成交,要打架他们也不是对手。他们开始巴结我们,于是我和冯瑞又开始为他们卖命,替他们出头去揍别人。那时候,除了打架,真没什么别的事可以干。要是不打架,好像连活着都没什么意思。各式各样的理由都可以成为打架的借口,看不顺眼要打,得罪了我们兄弟要打,为了女孩子要打,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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