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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盈门，贵族之家高朋满座，因为叛军逼近上京而紧张萧条的街市，也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喧嚣。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情况不对。

首先，那种“众志成城，誓与国都共存亡”的气氛没了，就像强敌压境时一面拉得过紧的弦，突然泄力，然后就彻底松懈下来，大家又恢复了之前的精神状态，甚至更懒散放纵了。

其次，因国难而凝聚起来的向心力，也在不知不觉间溃散了。原本答应追加的捐款没了下文，甚至已捐出的部分都恨不得要回，朝臣们勾心斗角地照样勾心斗角，发国难财的照样发国难财，甚至变本加厉，亏空国库，转移财产。

再次，他们收复的那几个州，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重建，这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赵靖占领军很懂得收买人心，征收赋税比原来低，他们必须更低才行，其中的空缺只能由朝廷拨款补上。

而此时，失去了大片疆土的梁国，一年来赋税收入锐减，还不够朝廷的日常开销，支撑战争的费用，基本都是国库里存的老本，和从民间募集来的军饷。叛军进攻卫州前，梁孝帝曾让当时的民部上卿陈矜给他汇报过国库存银，应该还有四分之三强。可刚刚，新任的民部上卿，他的亲舅舅郭定祺上的折子，居然说，户部的帐册很多都是空账，也就是，帐上有，库中无，国库存银实际上连一半都不到了。

这让梁孝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愤怒与恐慌中。

打仗时，他成天对着朝臣和百姓哭穷，不过是为了给自己，也给梁国留条后路。梁家五代帝王，历经一百年多年积下的财富，如果一年仗打下来就用掉了一半，那以后怎么办？

现在生计这么艰难，入不敷出，国库存的那点东西已是他们全部的老本，不能轻易动用。让掌管国库的民部上卿帮着哭穷，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叛军败退前的那段时间，他们收到的民间捐款基本能满足战时需要。

他心里暗自得计，觉得这个“以战养战”的办法实在是高明，准备继续造势，让群臣和百姓认清，只有大伙儿一起出钱出力，打败了叛军，保住了朝廷，才能保住他们的家财和地位，然后让他们继续捐款。

他们捐得越多，和朝廷的关系就越紧密。他们捐献时留下的收据，他曾口头承诺，等战争结束，情况好转后，会以各种方式慢慢还上——所以他是借，不是要每一笔捐款，他都让民部给出了盖有官印的收据。

有收据好啊，若他能平定叛乱，坐稳皇位，这些收据他认，他多的是办法摆平那些人；他若不能，收据落在叛军手里，可就成了帮着旧朝廷对付他们的证据，新朝廷就算不惩处，也会疏远捐献得最多的那批人。

所以他们捐得越多，越无路可退，只能紧跟着他。

梁孝帝并不觉得自己骗了谁，靠哭穷要来的捐款也全部用在国事上了，他又没私吞，赖以保全的国库存银也好好的在那里，不过是先吃碗里的，把锅里的放着，说到底，锅里碗里的，还不都是一家？臣下和百姓的财产，都是属于梁国的。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

可该死的郭定祺，还有他的亲弟弟瑞王梁佑成，居然浑水摸鱼，趁乱侵占国库，把他最后的家底都弄没了，实在是罪该万死他会任命自己的舅舅主持民部，并让同父同母的亲弟弟监督，顶替沈鹏和他之后的陈矜，还不是看在亲戚的份上，认为他们跟自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若不好好守护国库，搞垮了梁国，等于搞垮了他们自己。却没想到，最难防地原来是家贼，由内而外的蛀虫才是最要命的。

可前几天瑞王领命去了刚收复的景州，派去宣郭定祺的人也只带回一张称病的折子，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前民部上卿陈矜和前前民部上卿沈鹏。说他和瑞王临危受命，上任时交接太匆忙，以为账本上的数据都是真的，用了两个多月才查清真相，发现国库亏空得如此厉害，他又愧又急，一病不起。

**梁孝帝又想骂人了，民部是多大的衙门，又不是只有沈鹏和陈矜两个人，银钱登记造册等具体事宜也不是他们做的，自有主事主薄书吏等人从旁协助，每记一笔帐，多少双眼睛盯着，怎么搞鬼？

真正有可能搞鬼的，只有郭定祺和梁佑成两个人。

卫州府被叛军围攻之际，民部最是忙乱，一面要采买物资、派发军饷；一面要接受各方捐款，每天拿着对牌的人川流不息，进出帐目无数，作为最高主管的郭定祺和梁佑成二人，因此进出国库数次，也给了他们作案的时间和机会。

梁孝帝差不多把那张折子盯出个窟窿来，第三次宣召郭定祺的人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