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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请放心。我们还会再做生意的。贵公司把整批货卖给我们。岂不就像在你们手里捏着我们的一份账本。谁也不会把账本交出去的。我们懂得哪个手指烂掉就切掉哪个手指的道理。”

实话实说有时是最恰当的回答。客人看来很满意。林培文已帮客人要来汽车，他是在对面的杂货五金铺里打的电话。这一次，由林培文单独送客人回驻地。

朴季醒等汽车开出去很久后才掉头离开。他没有上楼，他在黑暗的街道上巡视。刚刚送客人上车时，他看到几十米开外的一条弄堂口，有人影晃动。这是他今天第二次看到那件细条格子的衬衫，这次他看得清楚，这次弄堂的拱梁上挂着一盏昏黄的路灯，他看见风掀开那件单薄的洋服，那件衬衫从衣摆下露出来。等他追过去时，百米长的弄堂里空无一人。他知道这条弄堂通往另一条马路。他怀疑这是自己的错觉，但他不敢大意。贝勒路是重要的联络点，是林培文小组使用的安全房。他准备回头把这情况汇报给老顾。他不打算上楼，在过街楼下的墙角等着。还要等一会，老顾肯定跟他自己一样，观察到冷小曼的心不在焉。走神，总是走神——他猜想老顾会找她谈话。一个身负重要责任的秘密组织领导人，应该随时注意成员的思想情况，一个组织，最让人担心的是思想涣散。他有点替老顾担心，冷小曼显然处于一种连她自己也难以察觉的困惑之中。

⑴Rue　Amiral　Bayle，今之黄陂南路。

十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三时三十二分

犬吠声凄厉。冷小曼看看五斗橱上的台钟，才三点半。她再次陷入连日来不断折磨她的自我拷问之中，无可解脱，无从排遣。

码头上被击毙的曹振武，确实是冷小曼的丈夫，可他也是她的仇人，她的前一个丈夫正是死在他手上。她不知道该怎样算清这笔帐。

那一次，她从桂林来上海。当时曹振武作为南京政府里一位大人物的私人代表，在桂系军队中活动，计划是建立某种秘密的联盟。要不是那次巧遇戈亚民，也许这会她人已在巴黎。她没有看见他，可他却看见她。她沿着霞飞路一直走到福开森路⑴，他也跟到福开森路。她住在桂系军队充当上海联络处的公馆里，门外有佩枪的巡捕站岗，门内有不带枪的卫队（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佩带），所以他不敢进门。

直到她再次出门，在白赛仲路⑵一家沿街的小书店里，他站到她背后。从前，他们都是俄文补习班的同学。从前，在补习班的教室里，他们都听那老布尔什维克讲过课。因此她根本不用转身，就知道背后站着一个人，充满敌意。

老布尔什维克并不老，说他老，是因为资历。一肚子都是他自己的故事。都是亲身的阅历。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巴黎，他把警察和特务耍得团团转。他上课用的是俄文，最简单的那种（参加补习班时间最长的也只有半年），可场景却栩栩如生。人的表情，树叶飘落地面的声音，药水瓶的颜色。奇怪的是，最日常的事物从他嘴里讲出来，也无不带上传奇色彩。

汪洋（她的前夫）也在俄文补习班当教员。他年轻，只比她大几岁。他去过苏联，段祺瑞的军法处警察闯进北京大学宿舍，幸亏他不在。他只得去苏联。他回到上海，在补习班里给她和戈亚民上课。口若悬河，不时嵌入一两个俄文或者德文单词。他用一本油印教材，叫做《马克思主义入门》，后来她才知道，那讲义是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是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ABC》。

戈亚民一直都是他的信徒。那不奇怪，在跟他结婚前，她不也一直是他的信徒么？他要戈亚民做什么，戈亚民就做什么。尽管戈亚民暗地里疯狂地爱上她，但一当他明白汪洋也在追求她，就把热烈的眼神移开。

可是现在，戈亚民也跟别人一样离她而去。牺牲——也许自杀比被杀更适合牺牲这两个字。说到底，只有一无反顾地抱有自我毁灭的勇气，才当得起这两个字。

应该让她去执行的。她争取过。但别人怀疑她究竟有没有这种勇气。老顾说，我们相信你有大义灭亲的勇气，天晓得，大义灭亲这个词放在这种情形下，有多不合时宜。可你让别人说什么好呢？无论如何曹振武是你现在的丈夫。

其实，她放在心底里没说的话是，不如就让我跟他一起死吧。此刻她坐在过街楼面对贝勒路的窗口，望着黑暗的城市，对自己尚且活着不可置信。

之六：既须残酷面对别人，也必残酷面对自己。一应软化意志之情感，亲情、友情、爱情、感激之情，甚至荣誉之心，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