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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初，张恨水在关门“暴写”了一年小说之后，去了趟西北。他到西安拜访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邵很热情，听说张要去兰州，就安排他搭乘西兰公路刘工程师的公务车。张一路阅尽西北的荒凉，感到这里的一个县尚不如江南的一个村镇。刘工程师告诉他：“你还没到县里头去看看呢，老百姓的衣不周体，十几岁的闺女往往只以沙草围着身子过冬，没有裤子穿，许多县都是如此。”

方丈是庙里的权贵阶层，衣食住行都远高于一般僧众。当年拈花寺的全朗和尚，有成箱的绫罗绸缎，单夹棉纱无所不备，时更日换，越穿越多。

汤恩伯不修边幅。身上穿的军服，灰的黄的连同军帽和皮带的颜色，能凑成几截。他夏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脚包着鞋跟，另一只裤脚卷到膝盖以上。除了接待外宾，很少能看见他穿戴整洁的时候。

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好几家店铺，问明价格，拣合意的地方买。

天津买办冯庸仙每天早、中、晚换三次衣服，每件衣服的款式和花样都不同。中式上衣的花朵，与时辰相应，依含苞、初放、盛开三式定织。如此则他本来已成堆的衣服就要再加上两倍。还有成堆的人为他设计、购置、收藏、整理衣服。

邵乾一是东北首屈一指的资本家，身家不下千万，过日子却像个穷人。他平时穿的衣服都是老伴缝的，鞋也是老伴做的，从不穿皮鞋。鞋穿破了就叫人去掌，有人开玩笑说：“老东家，你穿什么样鞋没有？不要再穿掌的鞋了。”邵笑笑说：“省一个是一个。”某日，他去哈尔滨马迭尔饭店赴宴，穿一件黑布大针脚的棉袍，戴个毡帽，显得不成体统。陪他去的跟班说：“总经理，你穿我这件水獭领大衣，水獭帽子，我再借一套。”邵说：“不用！是请人吃饭，也不是请衣服吃饭，还管穿什么吗？走！”结果马迭尔的门房放跟班进去，把邵当成伙夫拦住了，跟班怎么解释也不管用，邵一气之下，在门厅大喊：“谁不知道我邵乾一！”

1939年，张伯驹辗转来到大后方贵阳，往访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他战前见到的吴鼎昌，都是长袍马褂，脚登双梁鞋，此次见吴身着笔挺的上将军服，不免心生滑稽之感。

刘延陵与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同为文学研究会早期的八个诗人之一。刘是苏北人，口音很重。一天早晨，郑振铎去看刘，刘正在被窝里鼓捣，郑振铎不明就里，问他在干什么。刘答：“换裤子。”因是苏北腔，听起来有点像“红裤子”，这就有点类于女人的行事了。

作家许杰早年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教书时，花17元做了一身咖啡色的厚呢西装，包括上衣、裤子和坎肩。他还给西装配了衬衫、硬领、领扣、袖口和领带等。这是许杰的第一身西装，在宁波就没怎么穿过。后来到了上海，他费了老大劲才打上领带、把西装穿好，出门后仍不知所措。看见有人穿的西装上衣没扣扣子，他便把扣子解开，袒胸走路；一会儿又见有人西装上衣的扣子扣着，忙把解开的扣子再扣上……如此一趟街逛下来，竟然无所适从，浑身不自在。

和许杰有些类似的是周有光。1923年，周有光自常州中学毕业后，准备报考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有同学提醒他，报名需要照片，最好是西装照。周有光自己没有西装，也没穿过西装，只好借用照相馆的西装道具。但照相馆的摄影师也不懂打领带的规矩，把领带和领结一齐招呼上，给周有光拍了一张别出心裁的标准照。照片寄到上海的同学手中，当了一阵笑料后，随即被退回常州。周有光在同学的指导下，重拍一张了事。

帝宫档案显示，1934年，婉容共制作各种旗袍27件，平均每月两件还多，这说明她那时还知道装扮自己。后婉容被打入冷宫，靠大烟度日，已是另一个样子了。1942年入宫的李玉琴，是在战后随溥仪逃难的路上才第一次见到婉容，她眼前的婉容，已是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李玉琴后来回忆：“她目光呆滞，脸色清白，二寸来长的头发竖立着。她身高一米六三左右，穿一件又脏又皱的旧睡衣，由于长时间不洗，也看不出什么颜色了。真有点像疯子。我赶忙走过去向她请了个安，说了句‘皇后主子吉祥！’她看看我，冲我笑笑，露出抽大烟熏黄了的牙齿，憨声憨气地说：‘挺好，挺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唐瑛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与陆小曼并称为“南唐北陆”。一说她有十个描金箱子，里面全是衣服，光皮衣就挂了满满一整面墙。她家雇有裁缝，专门给她一个人做衣服。她逛街从不买衣服，而是将新款服装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