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第1/4页)

姐姐原本是闲聊,却没想到却把干妹子惹哭了,不禁觉得好笑:“好吧好吧,你不愿当亡国奴,我也不当了。过来试试衣服,穿上新衣裳、赶紧挽救我们的国家去吧!”

柴志兰这才破涕为笑。

两个女人的谈话,王三官一直在旁边听着。

以经验而言,他比较同意姐姐的观点。因为现实的事例就在面前摆着: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19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柴志兰的话虽然很诚恳,但政府和军队的所作所为却使她的说法很难具有说服力。她之所以急得哭起来,也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能够赢得老百姓的信任,爱国的初衷和现实的后果竟然如此矛盾,连她自己也感到困惑难堪、无法解释。

但是,她的话仍然对王三官有所触动。

王三官是个中庸的人,天性不愿伤害任何人。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恪守本分、每个人都能平安快乐,甚至希望这世界可以永远一成不变,可事实上却难以做到。这半年多的保长生涯使他如履薄冰,而即将面对的现实就更让他惶恐不安——日本人来了,他们会做什么?真的如柴志兰所说,要当亡国奴了?那么,亡国奴的生活和原先有什么不同、到底有多可怕?这一切,他不知道,他很想知道,却又很怕知道。

王三官的胆量不大,却也并不比别人胆小,只是在他的人生哲学中,“天命性道”的成分远胜过“舍生取义”。他不愿意去冒险,但柴志兰刚才提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仍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虽然他不能像这女孩子一样的背井离乡、奔赴国难,但他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一个正派人应该奉行的原则。

可是,该怎样救国救民呢?是像禹升联县长那样?是像披着黑斗篷的师长那样?是像那几个被罗小扁担杀掉的国军士兵一样?还是像眼前这位哭哭涕涕的女军官一样……这都不是办法啊。

或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是一种求得平安的选择?

“管他呢,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今后还是这么办吧。”王三官心想,也许,亡国奴的滋味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

柴志兰离开大洼村的第二天,日本鬼子来了。

中午的时候,东面的山坡上出现一大堆人,不像是逃难的群众,但分辨不出是在做什么,这让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从南面也来了队伍,前面的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串步枪和机枪,穿的是米黄色衣服——日本人!

老百姓惊慌起来。6 月份,地里的玉米刚拔节,只有村东的一片“草高粱”(当饲料用的大高粱)可以藏人,于是大洼村的男女老少都拼命往这一小块青纱帐里钻。男人们牵着牲口、女人们拿着行李,蹲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不一会,高粱地外有人嚷:“都出来吧,早看见你们了,还躲什么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动。外面又喊了:“保长出来!王三官先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这是谁啊?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王三官犹豫着站起来。

姐姐一手抱着个座钟、一手扯着他的裤腿,不让他出去。可不出去又怎么行?人家要开枪了。

地头上站着几个穿绸缎衣服的人,领头的拎着把盒子炮,原来是先前的土匪头子、外号“山连山”的崔巍。他对王三官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王三官跟着他向东面的山坡走。到了这里才看见,坡上站着一群青壮年,都被绳子捆着、拴成一串,日本兵把几个人推到一个大坑旁边,用刺刀一捅、人就栽进去,然后再押一拨人上来……有几个“机灵的”没等鬼子刺刀扎上就往坑里跳,鬼子就向坑里填土,生生把他们活埋了。

俞二算盘的哥哥“俞大算盘”也和鬼子在一起,看见王三官来了就问:“村子里藏着有支那兵没有?”

王三官知道他问的是国军,连忙摇头。

又问:“有枪没有?赶紧交出来。”

枪支倒是有。保丁配备了几杆“土压五”,前些天还抢了两枝汉阳造,因为怕惹祸,都丢到井里去了,王三官答应:“马上捞出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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