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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望着材料暗暗地想，如果这份申诉书从第一稿起，每投寄一次誊抄

或修改一遍的话，到现在应该是共有90 万字经过了他的笔端，如此浩大的文字工

程，即是令专写“三部曲”的作家也不得不为这位申诉者的毅力和精神所折服。由

此可以想见，这个案子耗费了他多少精力和心血。如果把这些精力和时间用之于学

术研究，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景况？

“这30 次的申诉稿合起来可相当于三部长篇小说的文字数量。”我说着，内

心有一种为这无效的劳动的惋惜之情。

他叹了口气，目光暗淡下来，似在为我的惋惜之情作解释：“作为一名高级知

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向国家和人民作奉献的时候，却遭到政治上的打

击、人格上的侮辱，学术上的限制，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已申诉二十多次，但却犹如

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眼睁睁地看着酿成的这桩历史冤案不能平反，我不能不再次

提出申诉，我觉得争回人格和人权比做什么都重要。”“您觉得文物局对您的处理

不恰当？”我小心地问。

“不是不恰当，而是完全错误的。省文物局置自己1985 年下发的行之有效的

66 号文件于不顾，并置管理混乱，底数不清，按局文件该移交而不交，致使隐匿

的俑头失盗的原秦俑考古队队长×××的直接责任于不顾，滥用权力，借助社会上

不明前后两个考古队真相的错觉，巧妙地移花接木，撤销了同此案毫无牵连的我的

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取消两年领队资格。这既推卸了自己按文件早应追查的逾期

不交的责任，也庇护了关系网上的责任者。”当王学理一口气说完这番话时，脸涨

得通红。显然他开始稳不住阵角而内心激动起来了。

“我看过文物局下发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但对您说的前后两个考古队的

真相和巧妙地移花接木等不明白，希望您能对此解释一下。”我说。

王学理从材料堆里找出一份复制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用红蓝铅笔在上面

圈划着：

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

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的安全、卫

生工作。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交、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

原考古队将所有文字照片资料一式三份分别交给秦俑馆、省文管会和现秦陵考

古队，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限年底以前完成……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如果按此种圈划法，把所有带圈的文字排列起来，就成为：

“全部出土文物，原考古队移交，由杭德洲牵头。

原考古队分别交，不交者要追查责任。”王学理放下铅笔，望着我的脸：“这

下你该弄明白了吧，原考古队发掘的这批文物的交接双方是在它同秦俑馆之间进行，

可以说是有单位、有人、有时间、有责任。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同陕西省考古所无关，

同秦陵考古队无涉，也自然同我王学理本人毫无牵连，当然我也就不负什么责任。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1986　年7　月2　日，在省文物局一位领导的办公室里，杭德

洲问我：‘省文物局叫把以前的文物交给秦俑馆，你说咋办？’我回答：‘由你交

文物是早有规定的，还是按局里的文件办。’杭德洲说他工作忙，要屈鸿钧协助，

并令我通知屈，我说我不能通知他，由你同他商量，他如果愿意协助你，只要他给

我说一声，就算是把人交给了你。当屈告知我时，我说这不是咱队上的安排，你听

老杭的吧。因为他们没有陶俑底数，不是照册清点，而是临时见俑登记，并从登记

到同秦俑馆交涉，以至于一件件的点交，都是由杭德洲同屈鸿钧经手的，我并没有

参入和闻知，当然不能说我有工作上的责任。何况原秦俑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的这

批文物没有按时交付，从1985年11 月29 日文件下达到1986 年12 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