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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人”的渴望，已经不仅仅只为实现魏敦瑞博士的临终嘱托了，还为洗清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把寻找“北京人”作为终生追求的一项事业来做。因此，哪怕有关“北京人”的一点点消息传来，都会令他激动不已。

夏皮罗匆匆用完早餐，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拨弗利办公室的电话。

对方接话的人是戴维斯。

经过与戴维斯简短的对话，夏皮罗立即意识到，可能会有新的重要的信息出现。他虽然还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发展，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但他感到很有必要马上见到弗利博士。于是，夏皮罗再次拿起电话，向戴维斯谈了打算与他和弗利先生会面的想法，并希望会面越快越好。

很快，对方同意了，并将时间约定在当日上午９点。

由于时间紧张，夏皮罗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服饰，特意带上一台袖珍录音机，接着匆匆下楼，驱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城区，然后兴冲冲地来到了纽约东６８街弗利博士的办公室。

一进门，弗利和戴维斯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弗利首先伸出了热情的手，以示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古人类学家的到来。由于弗利正忙着处理一件事务，所以双方刚见面不过几分钟，谈话尚未切入主题，弗利便急着要离开，只好让夏皮罗先听戴维斯谈谈他所知道的情况。

戴维斯领着夏皮罗来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两人坐下后，没有过多的寒暄，便言归正传。

未等对方开口，夏皮罗首先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句：

“我可以用录音机录下我们的谈话吗？”

“当然可以，随您的便，夏皮罗先生。”对方回答得很痛快。

于是，夏皮罗打开了录音机。在静静在小屋里，戴维斯开始缓缓讲道：

那是１９４１年秋季，我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一名司药中士，驻在秦皇岛的霍尔库姆营地。我属下的１７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一个医疗单位，归弗利医师指挥。当时弗利是驻在天津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医。

那时，中国的局势已非常紧张，日本的军事扩张随时会扩大范围，于是美军最高指挥层决定把驻在北平、天津、秦皇岛由哈斯特上校指挥的海军陆战队一律调往菲律宾基地，准备阻止日军在那里登陆。但事实上日本还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在菲律宾实施了登陆。我们预定于１２月８日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从秦皇岛出发。

在１１月底，我接到了弗利医师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有几只标着他姓名的军用提箱，正从北平运到霍尔库姆营地，他在电话里一再嘱咐，那是私人行李，先留在营地，等到１２月８日再装船运走。在运走之前务必要小心看守才是。

不久，有一列从北平开来的货物列车停在营地里的侧线上，卸下了弗利医师的军用提箱。为了安全起见，我把这些箱子放在了我的房间里，跟别的待运的行李放在一起。

１２月８日，纽约时间１２月７日清晨，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从窗口看到营地已被日本人包围，六七架日本飞机在营地上空盘旋，发出隆隆的震人的声响。我往海港看了一眼，发现日本军舰的炮口已冲向我们的营地。

出事了，一定是日本人和美国干起来了。我的脑海中刚划过这个念头，就听见包围的日军用喇叭喝令我们投降。我立即在房间的箱子上架起一部机枪，准备抵抗，同时迅速打电话到北平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报告情况。司令官哈斯特上校告诉我，北平陆战队兵营也遭到了日军的包围，让我先守住营地，等待指示。由于当时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我们最后还是奉哈斯特上校的指令向日军缴械投降了。随后，日军立刻把营地里的海军陆战队员逮捕，在把我们押送到天津去监禁以前，日军准许我们每人把私人的衣物装进一个行李袋随身携走，其余的行李，包括以弗利医师的名字从北平运来的军用提箱在内，都不许带走而只好留在了营区。日军的目的显然是在详细检查之后再作处理。一两个星期之后，海军陆战队员的箱子都运到了天津的俘虏营，可箱子内的物品已被翻得乱七八糟。

标着弗利医师名字的箱子并没有运到天津的俘虏营交给我或我的同伴，而是直接送给了弗利医师本人。后来，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我才听弗利医师说，在他托我保存的箱子里，就藏有珍贵的“北京人”。

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夏皮罗先生，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与弗利博士继续交谈。

夏皮罗关掉录音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非常感谢你，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