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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很多年的苦心工作，才赢得了这个头衔，我很看重这一点。”视频展示了芭芭拉·博克瑟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一面。当8月拉斯穆森民意调查的结果出来时，人们发现，尽管我当时还不算候选人，但民意支持率已与博克瑟并驾齐驱。根据数据，有45％的受访者支持博克瑟连任，另有41％的受访者选择支持我。之后，博克瑟参议员曾经压倒性的支持率不断下跌，最终到了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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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竞选委员会在媒体上展开了新一轮针对加州共和党候选人会在2010年有所变化的宣传阵势。官方的说法是，我还在考虑竞选的事情，比较清楚卡莉竞选计划的人是易贝网前任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9月22日，梅格正式宣布她将代表共和党参加加州州长的竞选，对手是现任的加州州长、民主党人杰瑞·布朗。梅格的发言非常成功。我们对于梅格的声明并不感到意外。早在帮助麦凯恩竞选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有意竞选加州州长了。有报道说，梅格已经花费了1　500万美元在竞选活动上，她也曾经提起过愿意自己出资1。5亿美元参加竞选。

媒体迅速抓住了我和梅格之间的共同点。我们都是硅谷科技公司的前任首席执行官，两个人又都是在加州参加竞选的新手。从此，公众甚至媒体都会把我们两个人弄错。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硅谷的女性首席执行官存有先入为主的印象。我因为住在旧金山湾区，又在硅谷上班，所以他们认定我不可能是保守派。事实上，这种混淆对我们两个人都十分不利。我和梅格两个人看似有些共同点，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我反对堕胎，而梅格恰恰主张妇女有堕胎的自由。有时候，分不清楚我们两个人，还不是最严重的事。我和梅格都分别嫁给了很有成就但却大相径庭的人。我记得曾经在一个活动上，有个选民问我，“你的丈夫是神经科医生吗？”我对此回答说，“不对，那是梅格的丈夫。我的丈夫是当年曾经当过拖车司机的弗兰克。”

我们的竞选才刚刚起步，而我依然得面对治疗的各种副作用。整个秋天，我几乎天天得去放疗。受此限制，我只能每天早上按时去斯坦福医院报到。当然，我有空也会去加州各地看看，当天来回。所有的竞选准备活动，我都参与了。只要医生允许，我就会去各地走动，拜访捐赠人，组建整个竞选团队。

就在我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也就是2009年10月12日，我们得到了洛丽的死讯。时隔9个月，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天塌下来的感觉，仿佛时钟都停摆了。在洛丽临死前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和医生协调，确保他们深入了解洛丽的病因。但医生却必须遵守有关保护病人隐私的法律规定，因此，我们无法从他们那里获得洛丽的任何情况。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愿意听我们诉苦的人，但她依然表示不可能向我们透露任何信息。一切，为时已晚。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常常思考美国在应对心理疾病和药物成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和洛丽一样，很多心理出了问题的人，往往反而会排斥人们给予的帮助。虽然制订医疗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的初衷是好的，但却无法阻止成瘾者继续走向万劫不复的毁灭之路。这些法律条文让我们对急需帮助的亲人爱莫能助，也让关心病人的医生很难为病患的家人提供高效的服务。而那些把成瘾问题妖魔化或者刻意淡化精神疾病对患者家人及整个社会环境影响的行为，也只会让问题更加恶化。

我们曾经希望洛丽能在人生最后的几个月里搬回来和我们一起住，但是，像很多成瘾者一样，她几乎是竭尽全力地想要躲开我们，从一切愿意帮助她的人身边逃走。我在和她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请求她务必记得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她却一再拖延。而今，当我只能在自家客厅里等着警察把噩耗送上门的时候，我能想到的是，早知道我该做点儿什么，阻止事情演变到今天这一步。

悲痛和震惊像潮水一般淹没了我。痛心之余，我也对洛丽的遭遇感到悲愤。我安排好了葬礼，选择了她生前最喜欢的花——百合。当年她结婚的时候，新娘捧花就是百合。

我冥思苦想，不知道该在洛丽的弥撒卡上写什么。那些来参加洛丽葬礼的人，离开的时候，我希望他们如何追忆洛丽呢？最后，我们在弥撒卡的一面选择了宁静祷文。

上帝，请赐予我接受一切我所不能改变之事的宁静，请赐予我改变一切所能改变之事的勇气，以及分辨这两者之间的智慧。

在卡片的另外一面，一首诗让我们所有人感到平静，这恰恰也是我们的女儿洛丽最喜欢的诗：我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