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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可爱的石头，总还是在妈妈的眼睛底下埋葬的，可铁柱呢？老林嫂的第二个小子，却是于而龙亲手埋在朝鲜定州南面，紧靠西海岸的一座山丘上，那是一个多么勇敢的骑兵，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是他，小柱子和通讯员长生，一九四八年初用担架抬着游击队长离开石湖的，而今天，他回到石湖来了，可两个抬担架的年轻孩子呢？

当时，于而龙想，把小柱子埋在海边，那山头正朝着祖国的方向，海和海总是相连通着的，母亲怀念孩子的哀思和泪水，也许会顺着塘河流进大海，随波逐浪，飘泊到埋有儿子骨殖的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来吧？

三十年前，老林嫂亲自把铁柱交给于而龙：“二龙，把柱子带走，当你的孩子一样，全托付给你啦……”一个做妈妈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那该是多深的信赖，因为她拿出来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颗母亲的心啊！

他无法想象一九五一年，当她收到那封报告不幸消息的信件，该是怎样度过那最悲痛的时刻？他把铁柱得到的军功章和部队的奖状，寄给了江海，就是现在主持地委工作的滨海支队长。请他在无论怎样忙的情况下，也要抽空去石湖柳墩一趟，看在老战友的分上，去看望一下失去儿子的母亲，为她分担一场可怕的灾难。

然而，军功章也好，奖状也好，能弥补母亲心头的巨大伤痛么？

再说，江海究竟去了没有？也不曾再过问，就以为了却一桩心事，自己的灵魂也平安了。

当然，戎马倥偬，远离祖国，总还可以找到聊以塞责的理由，但这并不是老林嫂的最后一次打击。紧接着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二年，老林哥，那位给他管了多年柴米油盐的老战友，一位再好不过的当家人，在湘西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他是掩护工作队冲出重围，而落到土匪手里的。那些匪徒残酷地折磨他，要他交出银洋、盐巴和粮食，因为他是后勤部长。最后，一无所获的土匪像一群十恶不赦的野兽，杀害了这位忠贞的战友，而且那帮匪类，像杀人生番似的，支解了他的尸体，给煮吃了，只留下一顶破旧的军帽，一顶从石湖戴出去的军帽。

一个接一个的噩耗，像没顶的巨浪，向老林嫂压来，她该是以多么巨大的力量，才能克制住自己不至于发疯，即使一团钢铁，也会在苦痛的烈焰中熔化的。可是在她最需要人支持的那些年代里，于而龙问着自己：“我又在哪？”

哦，那时他正在王爷坟的石人石马中间，筹建一座巨大的工厂，忙得不可开交，一封抚慰的信都不曾让于莲给她带去。

不错，曾经接她来住了几天，然而她不习惯都市生活，尤其不习惯谢若萍的公筷制，吃口菜，要换两回筷子，卫生倒是有了，隔膜也随之产生。不久，她想念她的石湖，回去了。于而龙埋怨自己的妻子，可并不责怪自己，他总是能够自我宽解：“我忙啊！”难道他不了解么，无论回来得多晚，十点，十一点，她都在葡萄架下等着；毫无疑义，如果他忙得在王爷坟回不来，她肯定终夜在守候的，像过去打游击那阵一样。她多么盼望和他谈谈啊，随便谈一谈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她并非是寻求安慰和支持才来的，也不是因为付出了代价，而要得到什么报酬。不，她只是把于而龙看做亲人，想和他诉一诉做母亲的衷情，然而那些繁文缛节把她苦了，挟筷子菜吃都那么费事，更不要提那花花绿绿的热带鱼，真是比祖宗还难侍候。她弄不懂养那劳什子有什么用？然而于而龙有工夫欣赏那些鱼，却没有时间听一个接连死了儿子和丈夫的，想吐一吐心头委屈的候补游击队员的呼声，唉，她怎么能不想念石湖呢？

但她，却在于而龙被诬陷得连狗屎都不如的时候，竟在县大堂上，扭住县委书记，捱着文攻武卫的棍子，要他讲公道话。甚至在风霜凄厉的北方之夜，守在接待站里坐以待明，要为过去的游击队长辩诬……

那棵失踪了的银杏树，无论如何也望不见了，但是，映入于而龙眼帘的，却是那个把一切都奉献给革命，连心都不吝惜掏出来的老林嫂的形象。她同他记忆里的那棵银杏树一样，高大壮伟，巍巍挺立，舢板已经划得够远的了，柳墩快淡得看不见了，但是，他觉得，老林嫂肯定还在垂柳下站立眺望。

——老林嫂，老林嫂，你完全有权责备我的呀！但是昨晚上，你却半个字没提到自己，只是一个劲地关切着我，关切着我的家庭：“这些年可把你们苦了，不知为你们掉过多少眼泪，香也烧了不少，明知没用，可也偷偷地烧，还能指望谁呢？托天保佑你们吧！”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