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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强调概念形成的实用方面,这就把他的观点和那些将概念的分析与言语陈述的分析相等同的哲学家们区别开来。哲学家们的观点有一定的吸引人的单纯性,但是如果人们试着挖掘一下语言的符号结构,就会发现语言意义是和相互关联的概念的等级系统紧密联系的。这些概念不等同于用来表达它们的言语陈述,这是从下述的事实得到证实的,即:在一些由于脑损伤而语言受到损坏的病例中,病人仍然能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尽管病人只是在具体条件下才能做到。

皮亚杰并不把他的认识论限制在语言的逻辑分析的范围内,即限制在同时性的研究内,而是认为也有必要考虑到历时性的研究。就是为了这个理由,他认为历史的研究和心理发生的研究在认识论上是重要的。虽然语言哲学家们可以认为间时性问题是属于哲学范畴之外的,他们有时也在次一级研究的幌子下处理这类问题,对历史的和发生学的探讨中出现的陈述作了分析。

W。梅斯 曼彻斯特大学

英译本序言

看到这本小书译成了英文,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这本书是在一九七○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在该大学哲学系以“发生认识论”为题所作的四篇讲演之后出版的。我衷心感谢沃尔夫·梅斯博士,他为本书的出版出了力,并为英语读者写了一个序言。

然而,以这种方式来建立这种与盎格鲁-撒克逊认识论学者们的重新接触使我感到的快乐并不是不掺杂着烦恼的:在英国和美国,在认识论哲学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哲学家们,都是从逻辑分析与语言分析出发,而不是从心理学分析出发的,而发生认识论关心的则是概念与运演在心理上的发展,也就是概念与运演的心理发生。所以在本序言中,我必须向英语读者们证明我们的认识论论文的这个基本倾向是正确的,这个倾向跟英美哲学家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是大不相同的。

我不是经验论者,因此,我竟一开始就求助于从洛克、休谟到斯宾塞这些古典经验论的创始人所创立的伟大传统,那看起来是会令人奇怪的。这些经验论者的意图是把对认识的分析放在研究认识的心理发展这个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他们是开创了一条有成效的途径。可惜的是他们接受了思辨心理学,而他们本来应该做的倒是进行详细的实验;因此,他们的心理学,附带着还有他们的逻辑学,仍然是不恰当的。对经验作实验的(因而是“经验的”)研究,在我们看来是和以联想等等为依据的经验论解释相矛盾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发生认识论本身是经验论创始人的工作的一种发展仍然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声称我们跟他们之间具有共同传统的理由。虽然美国人鲍德温的高度抽象的表述使他的著作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影响,但他的工作却表明他清楚地意识到对认识的发展作更深入的研究可能会引出的新结果。

我们认为关于认识的发展心理学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这个信念从下述事实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所有科学,包括高度发展了的科学,都是以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为其特征的。例如在物理学中,最稳妥的理论也经常遭到被其它理论取而代之的威胁,后者只把前者部分地归并进去。即使是最精确的实验结果也经常会受到校正,使甚更接近真理。虽然在逻辑学和数学的范围内已被承认的理论并未被后来的理论所否定,可是这些理论可能被放进新的或更广阔的相互关系中去,以致它们的意义有了改变或者变得更加丰富起来;而关于它们的论证也能够达到新的严密程度。简言之,任何一门科学都总还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因此,很清楚,认识论的分析必然迟早会获得一种历史的或历史批判的高度和广度;科学史是对科学作哲学理解的不可缺少的工具。问题是历史是否包含了一个史前史。但是关于史前人类概念形成的文献是完全缺乏的,因为我们对史前人类的技术水平虽然有一些知识,我们却没有关于史前人类认识功能的充分补充资料。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是向生物学家学习,他们求教于胚胎发生学以补充其贫乏的种族发生学知识的不足,在心理学方面,这就意味着去研究每一年龄儿童心理的个体发生情况。其次,即使人们把自己局限于所谓本来意义上的历史,但历史与心理发生还是会有某些有时并不是不重要的联系的。例如,象库恩那样一个有远见的科学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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