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 (第1/4页)

“父亲，这此时上呈，合适吗？”

司马光掷笔于案，不容迟疑地吩咐：

“立即上呈！”

当皇帝赵顼诏令“罢韩琦高阳关、其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之职”时，他书写奏表反对，大胆为韩琦辩白，尖锐地指出“所谓‘晋阳之甲’，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中外闻者无不骇愕。窃唯执政之意，止欲禁塞言者，使不敢复言”这分明是指责皇帝了。

司马康看完表文，大惊失色，劝阻说：

“父亲，我们不能自投罗网啊”

司马光闭目静坐，只说两个字：

“上呈！”

当皇帝赵顼诏令“停苏轼开封府推官之职”时，他挺身而出，为朋友抱不平，立即书写奏表，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诬陷朝臣。“今迁安石者如苏轼辈，皆肆行诋毁、中以危法。”

司马康看完，沉思良久，提醒父亲：

“据朝臣传闻，苏子瞻被停职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论专断’，而在于‘往复贾贩’，朝廷正在暗中查究。父亲知道，朝廷有制：官员‘贾贩谋利’者，与盗窃、贪污同罪，案情严重者，是要杀头的。此非政见之争，乃刑律之案。”

司马光喟然叹息：

“谣啄之词，连你也相信了。这是朝廷的悲哀，也是人世间的悲哀，苏子瞻只能以酒浇愁了。上呈吧！”

当皇帝赵顼诏令刘攽通判泰州时，司马光立即意识到贬逐自己的诏令即将下达，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京都了。他心胸沉闷，但不恐惧。他明白，自己一旦离开“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位，也就失去了向皇上直接进谏的权力。他必须在贬逐诏令下达之前，再对皇帝进行最后一次谏奏。即使这最后一次谏奏和一年来所有的谏奏一样，不为皇上理睬，以至招致更为严厉的惩罚，自己也问心无愧了。于是，他让妻子张氏备了几样小菜，烫了一壶清酒，在独自浅饮之后，便关起书房的门，坐在烛光下，彻夜不歇，写出了他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年来最后一份谏奏表章。

在这份奏表里，他根据朝廷现已推行的“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中的缺失流弊，进行猛烈地抨击。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唯钱是求”。“广散青苗，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募役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信任狂狡之人，妄兴水利，以劳民费财”。并嘲讽王安石是“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

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政见之争日益残酷所产生的激愤感情和性格上的“固执”，使司马光在经略上、感情上、态度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谏奏，不再是为了匡正”变法”中的缺失，而是全面否定新法的一切。他从另一个方面和吕诲、吕公著等人走到了一起，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

鸡叫了，夜将尽了，奏表写完了，他打开书房的门，想要到屋外清爽一下近于发晕的头脑。他突然愣住了。夫人和儿子站在门外，神情紧张而疲惫不堪地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他打量着脸色苍白、已力不能支的夫人，歉疚地一笑，把夫人搀进书房，同时把写就的奏表交给了儿子。

昏黑的黎明。

沉寂的书房。

突然儿子司马康跪倒在司马光面前：

“父亲，这份奏表，还是不要上呈为好”

夫人张氏惊问：

“康儿，奏表上有不该说的话吗？”

司马康抬起头来，痛切陈述：

“父亲，一年来上呈的谏表，皆为‘匡正新法缺失’而发，忧国忧民，语重心长，皆不为圣上听纳，反而招致今日之灾。天知你心，地知你心，人知你心，当无憾矣。可这份奏表，全非新法，且言词锋利，意多偏颇，不仅嘲讽执政，而且非难圣躬，徒招杀身之祸啊！”

司马光冷漠不语。

夫人张氏轻声劝阻：

“我们也有一家老小，有些话还是不说的好”

司马光望着将熄的残烛，仰首自言：

“为人谋而不忠乎？我居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四年，不能致圣上于舜禹，愧对天下啊！明知说而无用，但心之所使，情之所驱，不能不说！况且，时不我待，位不久居，若现时默而不语，只怕今后再没有说话的时候了。我们有家室，奈天下家室何？我们要生活，奈天下黎庶何”说着，泪水滂沱而下，不能自己。

夫人张氏伏在司马光的肩头泣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