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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厄姆一度怀疑弗洛连斯基是否为了留在西方，甚至想结婚，故意把事情说得严重些。当然这种解释不是没有可能。当宾厄姆告诉他，他的任务就是把他送回俄国时，弗洛连斯基顶撞了一句：“如果你把我送回去，他们会枪毙我的。既然这样，赫尔少校，你为什么不现在开枪打死我呢？”在未向自己的上司汇报，也未曾得到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宾厄姆给了弗洛连斯基一个新的身份证和所需的德国证件。随后这人就在一幅破败景象的大街上消失了。

（图片前苏联劳改营）

另一个接受宾厄姆讯问的是个乌克兰人，名叫诺沃西利斯基。他身材魁梧，穿一身黑衣服，光秃秃的大脑袋上扣着一顶贝雷帽。他非常焦虑不安，声称自己是在一个DP因战争、饥荒、政治等原因被迫流落异国的人。营地被逮捕的。DP营的高级行政官员们指控他是俄国间谍，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和俄国负责遣返工作的官员一块儿到达那里的。诺沃西利斯基显然被这一指控激怒了，他说他被克格勃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会囚禁过，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还在梅尔贝克的DP营地。他告诉宾厄姆，他是一位音乐家，想用手风琴赚钱买食品养家糊口。虽然疑点很多，但宾厄姆还是决定放了他。于是这个人也在街上消失了。留下宾厄姆独自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心肠太软，太容易上当受骗，不适宜干目前这项工作？他的同情心连同观察事物的客观性，后来成了他的小说的重要特征。

突击搜查

宾厄姆经常带着枪参与对DP营地的突击搜查行动。这些营地里分别居住着乌克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比利时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外国流亡者。棚屋里的地板和床都是木头的。有些棚屋里只住男人，有些只提供给已婚夫妻，床用帘子隔开。

突击搜查者常常乘坐卡车和吉普车在深夜11点30分左右出发，午夜时分到达营地附近；然后熄灭车灯，将车停在距离环形栅栏200码的地方。然后，英国军队、情报官员和德国刑事警察同时开进营地。每栋棚屋有两名士兵把守在门口，以防止任何人逃离（那儿总共居住着两千多人）。随后情报官员、士兵和德国警察核对屋内人的身分，搜查他们的行李。他们的目的是搜捕危及安全的嫌疑犯，以期发现潜伏的特务。

这些突击行动给宾厄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其中的一次。宾厄姆的搜查小组一进屋，便命令所有的人立即起床。受到惊动的人们困惑不解地坐了起来。他们穿着短裤衬衣，有些男人戴着睡帽。这种时候容易看出破绽。桌子上搁着吃剩的饭菜，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只箱子，里面放着一些个人物品——几双鞋，一堆难以形容的破旧衣服，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在用作营地警察局的棚屋内，穿着制服，佩带着标有“营警”臂章的乌克兰人——头儿佩带标有“警察局长”字样的特殊臂章——都站着，个个愁眉苦脸。两名情报官员则在一旁等候着。终于嫌疑犯被带进来了，通常是一个一个地由两名士兵持着上了刺刀的枪押进门的。

红头发嫌疑犯

那天夜里捕获了两名来自柏林的少女，她们没带身份证；一名妇女，她说丈夫被送进了医院，两人的证件都在他那；一名法国男子，他的证件没办妥；一名穿着长统靴的德国青年，圆脸红发，傲气十足，他说他的证件遗失了。对最后一位的审讯，宾厄姆作了记录，并一句不落地记下了针锋相对的对话：

“你从哪儿来？”

“哈雷。”

“俄国占领区？”

“对。”

“你的证件呢？”

“我丢失了。”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前天。”

“你是怎么进入汉诺威的？”

“越过边境。”

“目的？”

“想在诺德海姆找一份工作。”

“昨天你在哪儿过的夜？”

“在汉诺威。”

“哪儿？”

“在克莱弗尔德区。”

“哪儿？”

“我不知道那条街名。”

“你知道。”

“不，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诺德海姆有活儿干？”

“我在报上读到的。”

“哪份报纸？”

“《汉诺威新闻报》。”

“怎么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