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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这种事发生。你也没有任何办法‘复辟’你知道‘复辟’这词儿的意思吗，芬尼根？从你的面孔看我想你大概不懂

“‘复辟’就是恢复旧秩序，就是重新夺回你的一年十七万美元的收入。这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芬尼根。所以，两者必居其一：要么你滚蛋；要么你坚持向曼哈顿岛南区的报贩收你的每天一美元五十美分。你自己挑。我的名字叫雷伯。你作你的选择；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你可以从汽车里出来想办法打我。我会杀了你。咱们一对一较量。你决定吧，芬尼根。”

雷伯退后几步，重又用西班牙语跟那些笑呵呵的波多黎各人说话。然后他用波兰语说：“兹比，他准备向我扑上来了。请你不要介入。一切都会好的。”

在随后的几秒钟内，许多事情以很快的速度接连发生。雷伯的一个瘦骨嶙峋的大拳头飞快地挥出去正好击中带枪的那个人的喉结。带枪的那个人疼得弯下身来，从此对战局失去了兴趣。芬尼根向雷伯刚刚站立的地方猛扑上去，结果脖梗子被雷伯用另一只手打了一拳，小腹上也挨了一脚。他一头撞在墙上，从那里弹出来，转身时正好赶上捞到左右各一个嘴巴、脖子上重重的两下（不幸的是他的脖子竞一无遮蔽）、两腿之间的一脚以及面门上五六记钩拳。

他瘫了下来。

雷伯冲第三个人笑着问他打算怎么样。

“不怎么样，”那人说。“这已经够了。”

“我也宁愿如此，”雷伯说。“至少有人可以把他们带走。希望你懂得怎样开车。”

他站得笔直，脸上现出冥思遐想的神情。但是那第三个人没有估计错误，兹比和那些突然止笑的波多黎各人也没有料错：从雷伯身上确实透出一股无情的杀气。

高兹契尼亚克兄弟中的老大来自波兰西北部波兹南以北一个名叫瓦格罗维茨的小镇。他在一九二四年来到美国，把他的名字齐格蒙特改成便于按英语发音的西蒙。他通过移民局的审查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便开始卖报。一九五○年，他四十四岁，是三个报摊无可争议的主人，其中一个设在纽约中央大站的最佳地点。在曼哈顿报贩的小天地里，他有了点儿名气。到一九二七年，他已有力量资助他的两个兄弟移居美国，在孟菲斯就是其中之一让雷伯搭上卡车，把他带到了纽约。

介绍雷伯去找兹比·齐布尔斯基的正是西蒙·高兹契尼亚克，也是他在七月份说服大多数报贩跟雷伯一起干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五○年八月六日，下午五点左右，高兹契尼亚克离开他在中央公园第三十六街拐角的报摊，徒步向中央大站走去。有一个目击者看到他在救世主教堂附近跟刚刚走出一辆蓝色雪佛莱的两个人说话。高兹契尼亚克最后上了那辆轿车往北而去。

第二天早晨，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被发现，那里正在建造未来的联合国总部。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被用铅管十分仔细地打断了，手段野蛮之极。只有他的面孔完整无损，好象是让人容易辨认似的，一份用波兰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依地文印刷的报纸从他口中塞进去，直下咽喉。

芬尼根死于两天后的八月八日。调查表明，他离开自己作为报纸发行系统头头的职位已有一星期，前几天他用了一个化名在大西洋城过夜，陪同他的另外两个人显然是他的保镖。这两个人后颈中了枪弹。芬尼根则被发现吊了起来，但不是吊在绳上。用的是码头装卸工人刨铆条箱的一只钩子，钢制的钩尖被塞入他口中，戳破上腭，穿透脑子。

气候在八月二十日左右起了变化。先是在新英格兰上空鬼鬼祟祟、假惺惺地下起雨来。海洋开始更换浓谈不一的各种紫色，空气变凉了，甚至阿道夫和贝尼托那两只老是栖息在码头边上的鸬鹚，也摆脱了它们习惯的昏睡状态。换句话说，夏天已经过去。

这一点不象会使塔拉斯夫妇沮丧。他俩都讨厌炎热。要是依着他们，最好把乡居的房子搬到格陵兰。但他们需要象样的邮政系统给他们送书来，每星期还得把雪莉为《纽约人》杂志写的报道寄出去。他们只得将就住在缅因州，但愿那里的气候比较凉快、湿润，这个希望倒是难得落空的。

一九五○年，乔治·塔拉斯五十一岁，即将写完他的第三本书，他在里边斩钉截铁地断言道，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几乎逐字抄袭了帕斯卡尔·保科在这以前为科西嘉人制订的一部宪法。他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激起专家们的愤慨。到九月八日，他只要再写五十页左右就可以结束了。这天，他习惯地醒来得很早，吃过早餐，开始工作。雪莉大约在七点钟下雨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