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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

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

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6月8日终审。预审中，主犯谭温江拒不承认盗掘一事，而主谋孙殿英更是逍遥法外，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第二旅旅长，并协同任应岐讨伐张宗昌。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拟出审判书呈报中央，将谭温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悬未决的东陵盗案结束。

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战酝酿期间，孙殿英依附于冯、阎。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孙殿英叛蒋而改投冯、阎，令所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自率一部进驻亳州。

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派出大军**万人向孙部防区进攻，4月，亳州城被围，孙殿英一边抵抗，一边向冯、阎求援，冯玉祥派孙连仲率五个师驰援亳州，至7月，亳州被解围，历时九十余日。亳州解围后，孙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镇。

不久，所部被蒋军击溃，逃往黄河。不久，张学良率部入关，冯、阎失败，孙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张学良将孙部改编为第四十师，孙殿英任师长。

1934年春，孙殿英率部向西北推进。当时，青海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都不愿孙殿英染指西北，他们联合起来，发起了“四马拒孙”之战。四马联军约4万余人，孙殿英兵力约7万人。孙殿英久攻宁夏城而不克，旅长杨干臣、于世铭等阵前倒戈，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阎锡山又出兵断其归路，蒋介石又趁机明令撤销其本兼各职，孙殿英被迫东撤，于4月初返抵包头，后前往太原晋祠暂时隐居，残部被阎锡山收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2年2月，*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当时，驻守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与敌一触即溃，*军如入无人之境。孙殿英部进抵赤峰，即展开阻击战，相持达七昼夜，后退往猴头沟门，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最终战败而后撤察哈尔。

他的部队虽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义勇军，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实力。为了扩大影响，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请出进步人士李锡九为高等顾问，韩麟符为政训处处长，**党员宣侠父为秘书长，还吸收了不少**党、团员和*派青年到部队。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战同盟军。孙殿英防地与同盟军的防地接壤，冯玉祥派人与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加入抗战同盟军。蒋介石也派人以察哈尔省主席为饵唆使他攻打同盟军。孙殿英左右为难，对双方也不表态。蒋介石为了杜绝他和冯玉祥的联合，任命他为青海屯垦督办，令其部离开察哈尔，前往边远的青海，准备在中途将其全部解决。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区的宋哲元，邀请孙殿英到北平，任命他为察北保安司令，但不过是空衔而已。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又加委他为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设司令部于房山县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三四千人马。

其后，孙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区，队伍又发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