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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使汉布尔格的心情格外复杂。

他们并未公开办理离婚，因为汉布尔格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汉布尔格走访了上海多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汉布尔格以批发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以及汉布尔格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纸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有了这个“代理人头衔”，汉布尔格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了。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购买了许多组装发报机的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路上，他们的视线时刻不离这只“贵重”的行李箱　。在“满洲”边境，箱子曾被打开检查，但最终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幸运过关了。

1934年5月，汉布尔格一行到达奉天（沈阳）后，立即住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饭店。恩斯特搞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汉布尔格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证明文件，全都公开地放在起居室里，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特务的检查。在饭店里他们从来不谈工作。

他们在奉天的任务，是要配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形势，在抗日部队和苏联之间建立电台联系，将抗联的处境和要求及时报告给苏联，同时向抗日武装传达苏联的建议。他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遇到挫折：在奉天根本买不到组装整流器所必须的变压器。为此恩斯特又踏上漫长的旅程返回上海，在罗尔夫的帮助下，把购买到的变压器藏在一把沉重的安乐椅的底座内，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托运到汉布尔格手中。

随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处可以安装电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

庞大的日本官员机构把所有空住宅都贴了封条，剩余的都是些逃跑的东北军将领们的豪华别墅。但对于汉布尔格来说，这些孤零零的豪宅都显得太大。最终，汉布尔格相中了一栋石砌的二层小楼，据称原是一位东北军将领为情妇购置的香巢。在征得房东，那位已移驻北京的东北军将军的肯定答复后，汉布尔格以惊人低廉的价格租下了这座小楼，每月租金只相当于大约30德国马克。汉布尔格很快就迁入新居，与此同时，恩斯特的电台也已组装就绪。

1934年6月的一个深夜，奉天一座简陋的石楼里，仍然亮着微弱的灯光。不过这灯光从外面是一点也看不见的，因为吊在空中的灯泡被一个黑布罩紧紧罩住，一束只够阅读和写字用的亮光洒在办公桌上，窗户上还严严实实地插着护板。

灯光下，汉布尔格头戴耳机在静静地发报。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在小小的石屋内回荡。汉布尔格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嘀哒，嘀哒她一口气发出了300组密码。整个城市都入睡了，只有汉布尔格一个人醒着，向太空里发送着抗日武装的消息。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苏联海参崴，一名红军报务员正在接收这些消息。

这样的工作大约每周都要重复一两次。通过无形的电波，他们向中央汇报抗日武装的行动计划和执行成果，拍发关于政局和军队士气情况的报告，以及通报最新的、值得关注的动态动向。

工作之余，恩斯特偶尔也会带汉布尔格到沈阳郊外游玩散心。在一次去游览东陵的途中，不巧下起了小雨，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跑进路边一家小杂货铺里避雨。小铺里有三名“满洲国”的“靖安军”士兵，正坐在炕头上和白胡子老掌柜扯着闲话。从他们的闲谈中，汉布尔格第一次听到了邓铁梅的名字。

不久，中央来电指示汉布尔格了解辽东一带抗日武装的活动情况，汉布尔格这才知道，邓铁梅就是活跃在辽东的铁血自卫军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此时，邓铁梅的自卫军经过日寇的“讨伐”已经元气大伤。由于叛徒出卖，邓铁梅在上一年5月被日军逮捕，并于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奉天伪陆军监狱。眼下，邓铁梅的战友苗可秀招集邓的残部，组织了“中国少年铁血军”，共千余人，仍坚持辽东三角区一带活动。

6月初，汉布尔格终于通过组织和苗可秀联系上，并亲赴他的营地岫岩参观。初次见面，汉布尔格感到苗可秀是位年轻英俊的指挥员，他穿着灰布军装，足蹬马靴。身上背着两支德国造的二十响毛瑟手枪。

苗可秀向她介绍了队伍的情况，“中国少年铁血军”共1000余人，分3个大队，12个分队。总司令是苗可秀，赵同是参谋长，其成员是各地的爱国青年，还有不少大中小学学生。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辽东三角地带，根据地在凤城、岫岩之间的山林区域。

当汉布尔格谈到邓铁梅牺牲，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