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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三条里，关于在长安城东门外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诸位相公很是犹豫，一方面他们大多也觉得自由贸易区肯定能推动商业发展，一方面又担心会因此扰乱整个帝国的商业制度。当然李曜知道，他们肯定下意识担心商业发展太快之后，商人的地位将变得很难压制。不过这个问题，也就是重农抑商思想的下意识延续，李曜通过“除官员本人外，其家族成员均可合法经营商业”的承诺，基本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而第六条关于“神惠税”的征收，大部分宰相均持支持态度，也有两三人表示难度很大，毕竟僧侣道冠不纳税早已是历代旧俗，骤然易之，恐引起诸多争议。但对于这一点，李曜的态度非常坚决：“要么交税，要么禁教。”

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既然是修行，就该苦修，他们占着那许多良田，收上那许多香火，养得肥头大耳，能叫修行吗？不苦，何以修成正果，练就金丹？某行此法，不仅为他们修行铺平康庄大道，而且这税金既然用来惠民安民，更是为他们行善积德，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善莫大焉？”

至于第七条，是整个改革设想中唯一得到诸位相公“全票赞成”的意见，不仅赞成，而且并纷纷表示愿将自家藏书贡献出来，让河中军械监印刷成书，为“格物学院”尽一份力。这情况倒是让李曜颇为满意，中国曾有许多珍贵古籍，失传在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如果活字印刷术提前两百年出现，并且有一个自己这样拥有足够实力甚至某些特权的人物来推动古籍留存，一定可以为后人留下更加宝贵和丰厚的遗产。

但到了第八条上头，李曜的提议不仅遭到崔胤的强烈反对，连比较中立的刘崇望、孙偓二人也明确表示反对，甚至连李曜河中一派的王抟、陆扆、裴贽三相也认为“此事恐须缓议”，而本属崔胤一党，如今正往李曜靠拢的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崔远见双方“战平”，也选择了“不如谨慎”，那意思也就是“我保留意见”，相当于反对的意思了。

李曜并不想以军事威胁来强迫诸相同意他的意见，如果今天他这样做了，显然将不利于今后他希望推行的、某种程度上的民主议政。

他习惯性地用手指轻轻敲打横案的桌面，然后问道：“诸位相公究竟是反对大唐钱庄的开设，还是反对金、银、纸币的发行流通？”

诸相相视交换了一下意见，崔胤先道：“右相，某对大唐钱庄的开设并不抵触，这钱庄虽是新词，不过想来与‘金银行’和‘柜坊’差别不大。至于大唐钱庄希望发行金币、银币，某以为恐怕难成其事，铸造成币需要成本，而民间并不会将这其中成本计算在金币、银币的价值当中，就如铜钱一般，国家造得越多，亏得越多。如今铸造铜钱，勉强还能负担，大唐钱庄以一己之力欲铸造金币银币此虽非某家产业，实为右相忧心也。”

然后微微一顿，又道：“不过此事如果右相定要坚持，某却也谈不上反对。然则‘纸币’一事，恕某断难从命。”

李曜反问：“为何？”

崔胤道：“右相当知，如今国家财政吃紧，倘若大唐钱庄发行‘纸币’，岂非便要取代‘飞钱’？以朝廷如今之财力，再失‘飞钱’收益，恐怕朝廷朝布此政，我等朝臣暮失粮禄！右相，你有两池在手，何苦再逼着朝廷将最后一点收入取走？”

李曜听得有些好奇，迟疑道：“飞钱与朝廷有何关系么？”

崔胤一脸不屑，王抟等人则是面色尴尬，此时作为中书侍郎的陆扆离李曜这个中书令比较近，连忙附耳为他解释一番，李曜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惹得诸相均不同意。

大唐时期的中国，国家统一安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促使城市交通和商业的发达。城市的崛起、商业的繁荣及唐德宗的两税法催生了“飞钱”产生。“飞钱”又称“变换”，是大唐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于宪宗时期，“飞钱”主要集中在繁荣的城市。这与当时大唐的商品经济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先适应的。

大唐时期的中国，总体来看，可以说是民富国强，因此人们的消费需求也非常与日俱增，这就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而大唐朝廷并没有像西汉朝廷那样用强制性手段去打压商人，态度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出台了许多保护商业的政策。在《恤民通商制》中有这么一段话：“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将史官健，走海门者，人数不少，宜令宋式、李良瑍查访人数，量事救恤如闻溪洞之间，悉藉岭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这只是大唐重商政策的一个缩影。商人在朝廷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