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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比如“社会主义”一个

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

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

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

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

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

险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

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

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

“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

过激派到了中国”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

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

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

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

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

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

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

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

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

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这都由于

一个懒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

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什1都应该

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

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

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

口头禅。

李大钊一回京就看见了胡适的文章，尽管他以温和忠厚著称，但觉得对方公开冲着他而来，心里真有点生气正好这天张国焘和邓中夏来他家，李大钊就提高嗓门说：

“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呀？”

邓中夏想起了一个笑话，嘴巴就咧开胡适在北大被称为最好的教书匠，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讲的比写得更好。偶尔说瘾大发，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有一回他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了“孔说”、“孟说”，越说越来瘾，最后当发表自己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惹出了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

张国焘却扬言要亲自上胡适家辩论，说让他也看看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锋芒。

李大钊宽厚地摆摆手，说：“胡先生是主张学术讨论的，在北大平时只有我爱谈点主义，还是由我来迎接挑战吧！”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和主义》在《每周评论》发表那天，胡适正在陪杜威先生吃饭，旁边坐着傅斯年和罗家伦。八月的天气格外闷热，胡适读完后眉头紧锁，半日不语。他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守常是有些误会了，尽管他的语气比那位蓝志先客气。蓝志先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文胆，也是北大同事。他见了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