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部分 (第1/4页)

只见日本顾问缓缓地落下一枚白子,封住了他的黑子。

段祺瑞一语双关地说:“你这不是让我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呵!”

日本顾问会心地笑道:“执政阁下,记得前清慈禧太后有一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您要明白,您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日本,而是本国的赤色分子!”

几天后,应杭州教育界之邀前往演讲的蔡元培,忽闻老友汤尔和专程来访。他们是在桃红柳绿的杨庄见面的,神情疲惫的汤尔和一进门就感叹地说:

“唉!西湖还是春光明媚的世外桃源,而北京早已成了恐怖世界。孑民兄,看来您是回不了北大了!”

他说完摸出一份《京报》,指着上面的一条消息《三·一八惨案内幕种种》,说:

“您看,这里刊登了一份五十人的黑名单。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还有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许寿裳、周氏兄弟和孙伏园,都在段祺瑞的通缉之列呢!我们国立八校的校长,也开始躲避”

蔡元培的心一下子惊了,当他看完报纸后,脸色苍白地沉默不语,只觉得胃部又开始隐隐作痛。而北方的局势日趋严峻,开始蔡元培还高兴了一阵子,那位当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国民军参谋长鹿锺麟,又义无反顾地派兵包围了执政府,下令逮捕段祺瑞。没想到这位丧家之犬提前二十分钟得到了消息,仓皇逃入东交民巷的法国银行里。过去他是无论兵败还是失势都不往这里跑的,因为当时的对手都是一丘之貉,躲在家里也安然无恙。这回却不同了,爱国学生自“三·一八”后天天要找他算账,为四十多位死难者报仇。他也自知罪孽深重,惶惶不可终日。可是一当国民军被奉、直联军挤出北京,他又溜回家中通电复职,并向张作霖和吴佩孚摇尾乞怜。但吴佩孚宿怨未消,不但下令监视他,还大肆逮捕安福系分子。他又企图转而联奉拒吴,没想到张作霖也不愿睬他他这才知道已穷途末路,无奈地发表了一份“退休”的通令。他是4月20日狼狈下台的,当他乘坐张作霖准备的专车路过廊坊时,想起年初徐树铮在此地被国民军拖下车处死的情景,忍不住兔死狐悲,潸然泪下。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从此隐居天津,自号“正道居士”,结束了他漫长的军阀生涯。

在民国的历史上,张作霖可为革命者的天敌。正当蔡元培和北大师生信函不断,犹豫不决地准备回校时,张作霖又以枪杀邵飘萍,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派兵搜查北大书报处等暴行,最终断了他北上的念头。

邵飘萍是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的,当蔡元培在上海寓所得知噩耗时,竟悲痛欲绝地失声哭泣起来。惊得一旁的李平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劝慰才好。蔡元培回想与他共创北大新闻学会的友谊,望着被泪水沾湿的当天报纸,语音哽咽地叹息道:

“他们怎能以‘赤化’为名随便杀人眼见一个个有为青年被无端枪杀,我们却束手无策,这社会还有公道”

其实在《京报》查封前,邵飘萍就闻讯躲进德国医院,后又移往六国饭店。几天下来他以为无事了,就于4月24日下午返回报馆,结果在途中被侦探抓获。北京新闻界立即集会,推选代表十三人去请张学良放人。张学良以他宣传共产为名,一口拒绝。又找民国元老王士珍前去说项,这位少帅仍不买账。邵飘萍是4月26日凌晨一点多提审的,当时就判了死刑。到四时三十分,天还没亮,就将他拉到天桥枪决临刑前这位中国新闻界的斗士,身穿长夹袍,青马褂,以浩然之气向刽子手狂笑数声,昂步向前走去。行刑者立即用马枪朝他脑后射击,随着砰然一响他应声倒地。子弹从右眼穿出,一代报界巨擘,终于为正义之声血染京华。

现在看来那位名噪一时的张少帅,当年双手也曾沾满志士的鲜血。他先枪杀了邵飘萍,又逮捕了女共产党员刘清扬,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见自己上了黑名单,也只好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避难。李大钊也领着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搬进了苏联驻华使馆。而刚刚悲愤地写完《记念刘和珍君》的鲁迅先生,终于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生活了十五年的老北京,应林语堂之邀赴厦门任教。

在这虎狼当道之时,蔡元培还有必要北上他真的还能北上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他怅然地送别了去南方投身革命的李平原后,就愤而致电北京政府和教育部,明确表示辞去北大校长,辞去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等一切职务。面对军阀的残暴,他又一次打出不合作主义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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