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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庆丰旧员，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因才施用，多有安排。对其中一些经验丰富而又勤恳踏实的人才，照样重用，如陶心华。陶心华原来是老庆丰的一个普通职员，经唐星海认真考核，发现此人业务熟练，为人忠诚，且甚得人心，便安排他做了副厂长，而将严谨而又心细的陶若华安排去做了宿舍管理员，这一男一女两个陶门之华，也果有华采：陶心华将全厂财务管理得头头是道，陶若华将整个宿舍管理得井井有条。

重金聘用，是招揽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不惜大量的智力投资，培养后继人才，尤为长远利益所需，也是人才的一个更重要、更广泛、更可靠的来源。唐星海极具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他不但不惜工本极度予以重视，还亲自过问与参与其事。他投资并亲自主办了一所“无锡庆丰纺织人员养成所”，形式与今日的纺织专科学校相类，学制三年，教学内容以数、理基础课与纺织、印染、电气等专业课为主。他亲自出任名誉所长，而以厂长骆仰之兼任所长，聘请许多著名的专家、工程师，如范谷泉、薛桂伦、朱文渊、吴敬人等任教。招收的对象为具有高中以上学业的未婚青年，也是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的。

唐星海对这所相当于今日大专型的“养成所”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他不但亲自过问校务，保证办学资金，甚至亲自参与授课，而且连招生这一环也牢牢把关。由于学费不高而又确实能如当年景溪公所强调的一般“学习一业”，毕业后即可享有职员乃至更高的待遇，有志学子闻风蜂拥而至，虽在见报时已言明只收三十六名，却届期报名不下千人，而因误延不得报名者尚远不在此数。可见这一得力举措的重要与甚得人心。

考试分两个方面，一是笔试，二是面试。唐星海拉着骆仰之两试中都亲自严格把关。由于有充分择优余地，“择”得更是优中之优，要求得也极为严格。对取得面试资格的逐一地单个提询，学业之外，连相貌风度，举止言谈都列为“择”选的条件，因而录取了一批优秀的基础甚好的学员，被录取者自也深感荣幸，也有因一个不慎而失意者：如有个青年成绩好，应对又得体，主考又注以和蔼、称许的目光，便得意得忘了形，临出门前顺手打了“榧子”；还有个青年于应对时一时兴起，翘起了二郎腿，都因此而失了录取资格！

这所“养成所”一直办到抗战爆发，三年一期，培养了数百名技术人员，内中也成长起了不少著名的人士，如陈鼎司、温懋修、黄锦春、王步良、张君谋、汤尧理、朱文玲等等。数百名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岂是小可？就算庆丰已发展到三千人，比例也甚可观，这批技术骨干的作用岂可忽视？

几乎与“纺织人员养成所”创办的同时，唐星海又在庆丰厂内组办了短期的养成工学习班。用唐星海的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工人就能纺出什么样的纱，织出什么样的布。相应地说，要想纺出好纱，织出好布，也必须有好工人。因此，唐星海对工人素质的选择与提高也是甚为关注与狠下功夫的。已在职的工人，素质差的必须力求经过学习短训提高上去，对那些素质极差而又经培训无明显起色的一律辞退。彻底废弃了过去的工头招工制，而代以所招工人定期的学习班培训，才得录用。既清除了工头控制工人的弊端，也强化了工人的总体素质。一九三二年以后，这种学习培训的方法与手段就更为完善、有效了。这一年，唐星海于赴英参观订货中，顺便订购了一套短程纺纱机，回来后与本厂淘汰下来的织布机配伍，专门用做养成学习班的实习机器，并订出了近于现今的文明生产要求的条款：学员还必须学好并掌握巡回路线、操作规则、接头方法与工具定点堆放等。有了这一有力的措施，工人的素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明显的提高，且对总经理靠得更近了。这也同时产生了另外一种效应：无论是从“纺织养成所”毕业的技术人员，还是经过养成工学习班培训的工人，都自觉地劳作，主动地向唐星海汇报些厂里或车间的情况，形成了一个稳固而灵活的人事劳作基础。使唐星海不仅能放心地安排与扩大生产，而且随时可以较清楚地掌握人员思想、活动与生产动态，便于及时准确地采取相应措施。而这些素质好、有文化、有修养的员工们，经实践的一再证明，较那些被视为心腹的文化素质较差的身边人更为可靠。例如，为了照顾私情也为了便于可靠使用，唐星海把几个曾在他家做过保姆、女佣、厨司的老太婆派到了厂里做“抄身婆”。这些抄身婆没有文化，又自持是老板的“亲信”，往往凭她们的认识与判断标准向老板“打”些“小报告”。一次，一个这种抄身婆“打”了工程师陈鼎司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