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斓迹�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同时组成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方面军兵力达到了万余人。29日，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准备攻城。

经过侦察，发现长沙守敌较多，又抢修了坚固的工事。毛泽东、朱德等决定不作盲目强攻，而采劝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利攻入长沙”的战法，在城郊待机。但敌军也采取持重不出的方针，仅以小部队出击，主力始终没有脱离坚固阵地。红一方面军组织了两次攻城，均未奏效。这时，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关于当前军事行动的计划传到了红一方军。总前委权衡再三，认为根据当面敌情不适宜强攻长沙，于是决定，于9月12日撤长沙之围，转向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寻机歼敌。这就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摸索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对“左”倾路线不可能彻底地认识和纠正。

刘伯承在川军中历事经年，又曾于南昌起义前夕在武汉公开活动，驻鄂川军有许多人认识他，武汉军界也有许多人跟他见过面，这给他在长江局开展秘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项英、任弼时等非常关心刘伯承的安全，不允许他外出活动，只在住处运筹策划。后因出了叛徒，汉口、汉阳、武昌3个区委机关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工作人员不断被捕牺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长江局工作人员撤退转移，只留少数人员坚持武汉工作。因此，刘伯承于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上海愚园路的一幢二层小楼里，迁来了“林直木教授”一家，这位林教授就是刘伯承。同他一起生活的有他的新婚妻子吴景春、岳母和妻弟。军委工作人员朱瑞也住在这里。吴景春一家三口新从四川万县来上海，没有三亲六故来往，这是很符合秘密工作规定的。吴老太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烧香念经，弄得家里香烟缭绕。在外界看来，这样一户人家，断不会是共产党。别说外界人，就连吴景春，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刘伯承就这样开始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

一天，交通员黄杰穿着花旗袍，打扮成走亲戚的阔小姐模样，提着一筒藏有文件的茶叶来访。抬头一看，系在二楼窗户上的一根红绳子没有了，这表示里面出了问题。黄杰在附近反复观察，虽看不出异常动静，但根据秘密工作纪律，终不敢贸然进入，于是转回成都路军委机关，向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伯承那里没出问题嘛，警号怎么会撤了呢？”正说着，刘伯承来了，周恩来对黄杰说：“你看，他不是来了吗？”黄杰忙问刘伯承：“你家警号呢？”刘伯承问清情由，哈哈大笑，说：“我买了只活鸡，准是吴景春把窗户上那根红绳子解下来拴鸡了，以后我告诉她注意。”

当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各省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多由周恩来与刘伯承一起接谈，有时由刘伯承单独接谈。为培养干部，在周恩来的提议和支持下，还办过半月至一月的短期训练班，参加的多为省委、特委的负责人，由周恩来讲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兵运工作，刘伯承讲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仕弼时、关向应、贺昌等都参加过这样的训练班。刘伯承除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外，还用很大精力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同时，傅钟翻译了一本《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党必刚翻译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这几本书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刘伯承、聂荣臻、傅钟参加，字斟句酌地定稿。后来带到苏区刊印，对红军的早期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节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1月，刘伯承在中共交通员刘筱圃的护送下，由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旧县城茶阳）、埔北（青溪）、永定陶坑，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

一天，在叶坪一座简陋的房楼上，毛泽东邀集刘伯承、何长工谈话。何长工是红军学校代理校长。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组建红五军团，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调何长工到五军团工作，由刘伯承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代表中央局分配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诙谐地对何长工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