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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花厅的位置紧挨着中南海西北角围墙内，周恩来一天劳碌了十多个小时，眼看天亮前正要进卧室去休息，也该是造反派们掀起白天上午的第一个高潮，就是叫你周恩来没法睡觉；或许这也是“中央文革”整周公的一种手段吧？

第四节

随第一位保健对象董必武视察湖北，

轮船航行在长江三峡，半夜三更董老

关心世界乒乓球比赛；陪同胡志明上

黄山，发现山脚下躺着一只豹

我进中南海服务的第一个保健对象是共产党的元老董必武。实在是太幸运了，尽管在董老身边的时间不长，但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至今仍十分清晰。

这位老人家才高八斗，是属于学者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品德高尚，性情温和，脾气极好。而且他的夫人及子女等亲属都能平等待人，使我在他家愉快和顺利地工作了一年，让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老革命家。

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和南京等地同周恩来长期合作共事。

1949年，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后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俩有着极其深厚的革命情谊。董老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董老家的一年，对我后来在保健工作岗位上没有出什么大错，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这几十年，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

董必武居住在怀仁堂东侧的一所四合院里。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自南往北一顺儿共有四个建筑格局相仿的院子。一号院住的是李富春与蔡畅家，二号院为谭震林家；三号院是邓小平家；陈毅一家居住在最后的四号院。周恩来与邓颖超居住在那长夜灯火不灭的西花厅，因而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地方。

随董必武视察湖北，使我第一次开了眼界。看到中央领导人是如何接触群众、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作出结论，以及如何指导当地干部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时，使自己养成长期随首长出差在外地生活，既做好本职工作，又要抓紧点滴时间学习。以至到了80年代末，我仍是一年之中有半年以上随首长生活在外地，直到离休为止。

1965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深夜里。

“咚、咚、咚！”忽然，有人急促地敲我家房门（当时住东交民巷北京医院宿舍）。

“张大夫在家吗？快起床，到办公室去，叫你出差去。”来人低声说道。

“知道了，你先走，我马上就去。”我听到是医院总值班室一个护士的声音，我答道。

我急忙穿衣起床，洗漱后赶到了总值班室。

“你赶快准备一下衣服和生活用品，带上出诊包，去南方出一趟差，中南海警卫局的老滕会与你联系，他与你一起走。”值班同事这样说。大概出于保密原因，传达任务的人只是说“去南方”，没有讲具体到什么地方。我不便多问，立刻回家准备东西。我刚走到宿舍门口，走廊里的公用电话铃声响了。

“你是张佐良大夫吗？”我拿起电话机，听到一个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人在问。

“我是。”

“我姓滕，是警卫局的。我们一起出差去。我正在联系飞机票。看来，这深更半夜的飞机票不好买，要是买不到机票，我们只好坐火车走了。你就在家等消息吧。”他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这位姓滕的山东人在电话里仍未说要去的具体地方。我想不管他去东南还是西南，终归是南方。

时值严冬季节，除了两广和福建之外，都不会暖和，只有多带一些衣服保险。妻子起床帮我找出一只旅行袋，那时的行李简单，除了带几件换洗衣服、肥皂毛巾、牙刷牙膏和几本书之外，连袖珍收音机都没有。岳母也忙着起床煮了水扑鸡蛋给我吃。四岁的儿子睡得正酣。家里人懂得保密规矩，没有人问我去哪里，去多久和干什么事情之类问题。我收拾好行李，吃完东西，在房间里坐等消息。不一会儿，走廊上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张大夫吗？”

“我是张佐良。”

“今晚搞不到飞机票，明天也没有把握，上面要求我们尽快赶去，我怕误了事，只好买了两张火车票，我现在就来接你。十分钟后，你到东交民巷派出所门口等我。你要多带几件衣服，听说那边也不暖和。”从这个山东人说话的情形可知他对北京医院这一带地方非常熟悉。估计他经常出差，知道各地季节气候和衣服穿戴情况。不过，他在电话里仍说的是“那边”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