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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向他叙说了一遍。那人听后觉得拿不定主意，又找了一个年长些的人，把姐弟二人领进了屋子。

“谈问题吧！”那人说。

“我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了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在‘中央文革’指点下的‘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党派办公室的行动”

董老的小儿子边回忆边检讨自己从“文革”以来的“违法行为”。

“就这些？”市公安局的那人听后有些生气地问。

“就这些。”弟弟很但然地回答。

“那么，谁让你们来的？”他感到奇怪地问。

董老的女儿只好将妈妈从外地打来长途电话的情形又复述了一遍。

“好吧，就这样。你们回去吧！”最后，公安局的这位同志明确地说道。这一次，投案自首未成。

姐弟两人回家后立刻给老父母打电话，向他们详细禀告。母亲听后很高兴，但父亲又来电话催促弟弟去投案，女儿又对他说了经过情况。

“把投案的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董老再次让秘书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郑重地嘱咐孩子们。

原来以为这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到此便结束了。哪里知道，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董老小儿子立即带上生活用品去投案报到！就这样，他的小儿子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公安局。

关到这一年年底，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这一批专门从监狱里提出来的、曾经是“红卫兵”小将的年轻人，向他们进行了“教育”，实施了“宽大”政策，释放了这些可怜的小青年。其中，就有董必武的小儿子。他，只是一个中学生。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恰恰就是曾经被江青他们利用过又加以迫害的那些人！可恶！可恨！可悲！可叹！

董必武的小儿子一心想当兵，几经周折后，1968年4月初，广州军区同意接受。可是，令他们惊愕不已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寒假期间，他们姐弟去广州与父母亲一起欢度春节，共享天伦之乐。节后，他们乘火车返回北京。列车抵达北京，进站停靠稳当，姐姐急匆匆地下了火车，很快进入了出站的人流之中。到车站来接站的哥哥和弟弟的女友突然看到事情有点不对头：他们见到弟弟被两个穿便衣的人夹在中间踉跄着往前走，弟弟向哥哥、姐姐和女友举起自己手上冰冷无情而沉重的手铐晃了一下。那两个人将他推揉着塞进了一辆预先停在车站的小轿车里开走了。

这一次，孩子们亲眼目睹了这严酷的一幕。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弟弟，不知他究竟“又犯了什么罪”而遭逮捕？

兄妹三人没有乘公共汽车，彼此一路无话，默默地从北京车站走回中南海的家。

为什么要抓我们的弟弟？！不清楚！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这个泱泱大国，“法”在哪儿？

一直到了1968年10月上旬一天近黄昏时分，董必武那无端受铁窗之苦的小儿子又一次被释放。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家门。进屋后，他把监狱里用过的东西扔到房间角落里之后，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叫了一声“爸爸”，他的嗓子便噎住了，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

“回来了？！坐吧。”老人听到儿子的声音，放下手中的文件，面带苦涩的笑容跟孩子说。可儿子憋在肚子里的话还是说不出来，他走过去坐在父亲身旁的沙发上。

父子二人相视了一会儿后，父亲问儿子为什么被抓进了公安局，又是如何被放了出来的事情。

可是，这所发生的一切，正是儿子想从父亲这里弄个明白的。

至此，儿子才知道自己被逮捕后在监狱里关了半年时间，像父亲这样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都不知道此事的情由，真是无法想象，可见，江青一伙两次把他抓进去又放出来，这种卑劣的做法，确实是冲着父亲来的。

“他是代我受过啊！”正如父亲曾对姐姐说过的话。

为了不让老人伤感，孩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有言尽在不言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就这样，他将一肚子的委屈憋在了自己心里，噙着眼泪站起身来默默地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春末夏初的一天，董老从中央开完会一回到家，便神情紧张地把女儿叫进他的办公室（通常，孩子们是不进他办公室的）。

“是不是贺老总给过你一把手枪？”老人急切地问女儿。

那年月，正是鬼魅魍魉张狂的时代。董老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