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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笑的吃得很开心。饭后开会座谈，进一步了解水库建设和地震对水库的影响等情况，发言者畅所欲言不感到拘束，我们直至傍晚才离开工地。

“你今天表现不错嘛，没有来干涉我喝水吃饭是对的。你要懂得，我们不能脱离群众。”晚上回到专列上更衣洗漱时，周恩来对我这样说。

我到西花厅工作不久，就有人跟我交代总理办公室立下的“三保”规矩。我只有好好执行的义务，绝对没有违反它的权利。

当汽车离开水库工地返回石家庄途中，已是日落西山、晚霞满天时刻，在一处距公路100米左右的田野平台上有四五个妇女在推水车。周恩来看着觉得有些奇怪，她们为什么还不收工？他让司机停下车来，走过去看个究竟。

周恩来打开车门，立时听到妇女们在边推水车边唱歌。他下了汽车朝她们走过去。由于农村生产落后生活穷苦，不要说是女的就是男的也大多读不起书，她们没有文化，加之交通及通讯不发达，听不到广播，没有、也看不懂报纸，那时更没有电视机，所以，她们不认识周总理。周恩来走到她们跟前亦未引起惊讶或兴奋，而只是停止推水车，站在那里出神地看着我们这些陌生人。

“你们是哪一个村的？这么晚了还不收工啊？”周恩来问道。

“你们不认识啊？这是北京来的周总理。”旁边有人告诉她们。她们中好像有人知道周总理是谁，是“大人物”，她们都大声的笑着，大家都笑了起来，周恩来也跟着笑了。“咱们就住在那一个村，今天的活儿没有干完咋能回去哩。”她们中有人用手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个村子说。这里受地震灾害小一些，未见到明显的破败现象。

“你们为什么一面推水车一面唱歌，这是谁规定的？这么做很累。你们可以喊劳动号子嘛，也可以什么都不喊。”周恩来又问又解释道。

“哈哈，哈哈哈，我们不累”她们没有回答周恩来的问题，只是笑着，周恩来同她们一一握手告辞。

“不知道这是哪个人规定的，边劳动边唱歌，搞形式主义，妇女能参加这么重的体力劳动已经不容易了，你们不能强加于人嘛。”他回到汽车旁跟地方上的领导同志说。

此次，周恩来亲自到地震灾区视察工作，顺便了解国家的农业政策（如工分制）、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干部作风等一定程度上带有普遍性的民情，他为老乡，为中国农民的状况在深刻地思考着。

第二节

周恩来办公室门锁有三把钥匙，邓颖超却没有一把；邓颖超也有抱怨，但夫妻俩终身相濡以沫绝非偶然；周恩

来急促地呼喊着：“小超啊！小超”

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是我在西花厅工作最重要的时期，直至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故世。

我亲眼目睹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浊浪滔天期间政治生涯的一些侧面。我，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只能按职责做好自己份内之事。遵照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茬又一茬传下来的未成文规矩：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当然不该问的就更不能问了。因此，我虽然贴近周恩来的日常生活，但对他的高层政治生活几乎是全然无知。这连他的亲密战友、终身伴侣、与之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邓颖超大姐亦很少晓得中央发生的许多事情。

但是，即便如此，因为你毕竟生活在这样的高层政治环境之中，偶尔也会有一些事情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下，突然向你迎面而来，真是连躲也躲不掉。

周恩来的一生，他的方方面面无疑都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他可能是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养成非常严格的保密观念。就拿他办公室门锁的钥匙这么一件事来说，他规定只有三把，秘书有一把，便于他们出入办公室整理文件等；警卫人员有一把，便于清洁和整理房间；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里不离身。

邓颖超手里没有钥匙，她要进办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门告知一声再进去，这是他们夫妻间相约的礼貌与规矩。

周恩来办公室的房间不大，约三十平方米。当你推开办公室的门，立刻有一种房间狭小拥挤的感觉，因为屋子里的东西堆得满满当当，空间太小了。

办公室地上铺设绿呢地毯，沉重的玻璃书柜摆在东西北三面墙前。室内有两张铺有绿呢台布的办公桌。一张普通的大办公桌朝南临窗摆放，桌上放了许多文件、文具等办公用品，有一个老式铜座绿色灯罩的台灯。这张办公桌的右侧几案上摆了三部电话机。

另一张办公桌，是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