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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以指明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满足，而且还喜欢叫人知道事件将来会如何发展。他们研究了一个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民族后，便论证这个民族是不得不按至今走过来的路前进的。这样的研究方法，最容易指导这个民族将来如何选择更好的道路。

我们在阅读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特别是在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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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总觉得那时候的人只要将自己治理好，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管理好同胞。而我们在阅读现代人写的历史著作时，则会觉得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的人，都无能为力。

古代的历史学家教导人们自主，现代的历史学家只教导人们学习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使自己显得伟大，而把人类视如草芥。

如果现代的历史学家如此醉心的这个有害学说从作者传到读者，并深入到全体公民和控制了舆论，那末，我们可以预言：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个学说就将使新社会的运动瘫痪，使基督教徒变成土耳其人。

我还要指出，这样的学说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特别有危险。当代的人十分怀疑意志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他们仍然承认人结成团体时是有力量的和自主的。应当发扬这个思想，因为现在需要振奋人的精神，而不应当压抑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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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关于美国的议会辩才

在贵族制国家，人人互相牵连和彼此依靠，有一种等级制度可使人人各得其所和使每个等级各安其份。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团体的内部。贵族制国家的政党，自然要有一些首脑来领导，而党员对首脑的服从，则出于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本性。他们把大社会里的习惯做法也搬到这个小社会里。

在民主国家，表面上看来是大多数公民朝着同一目标前进，但每个公民却是自行前进，或至少自认为是自行前进。

由于他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采取行动，所以他们在行动时不愿意接受外来的指导。对这种自主习惯的爱好，也被带进全国的会议里去。一个人即使同意与别人联合起来去推行相同的计划，至少也要保留以他为主的地位，希望依照他的办法去取得共同的成果。

由此可见，民主国家的政党，除非国家遇到严重危机，是难于容忍受制于人和表示服从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首脑虽然有权命令政党怎样行动和怎样发表意见，但国家首脑的权威还不能达到使政党闭口不言的地步。

在贵族制国家，各种政治性会议的代表都来自贵族，每个代表本身原来就有很高的和固定的官职。在他们看来，他们在议会中所占的地位，往往还不如他们在国家机关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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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显要。这就是使他们不肯在议会中积极讨论议案，也不愿意在议会中热烈争辩一般问题。

在美国，议员通常是依据他在议会中的地位，才能出面做某项工作。因此，他要不断地拚命设法在议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并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建议付诸实施。

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自己争光，而且也是为自己的选民争光，以及为必须继续得到选民的支持。

在贵族制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很少严格地依附于选民，往往被选民们视为是当然的代表，有时还会使选民们完全依附于自己。如果本区的选民不推选他们，他们还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其他选区选举出来；或者，不当议员而脱离公职，还可以照样享受清闲而舒适的生活。

在象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议员几乎不可能长期左右选民的思想。不管一个选区有多么小，民主的不稳定性也会使它不断改变面貌。因此，议员必须时时刻刻讨好于选民。但要做到这一点，并无绝对的把握。如果选民不再选他，他就马上失去支持，因为他的地位本来就不是高得无论远近人人皆知的地步。何况在公民完全自主的条件下，他休想朋友和政府会随意把他塞进他所不熟悉的选区去当选。因此，他必须在其所代表的地区种下使他能够飞黄腾达的善因。他要想指日高升，对人民发号施令，进而影响世界的命运，也得从这个小小的角落开始。

因此，民主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在考虑问题时把选民置于其所在党派之上，而贵族制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这时则把他们的政党置于选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