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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章　维新与革命

19　世纪60　年代清朝中兴后数十年间，满汉官员中的首脑人物致力于模仿并采用西方的设备和制度，以加强中国的地位。这个“自强运动”曾由艾伯特？　福伊尔沃克、刘广津（译音，Kwang　Ching　Liu）等进行过研究。它是根据一条动听的然而错误的原则来安排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仿佛是可以设法利用西方的武器、轮船、科学和技术来保存儒家的社会准则，而不是把它摧毁。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不可避免的：炮艇和纺织机器是常常带着他们的哲学一起进来的。然而，l8660…1900年那一代的中国人死抓住那个令人灰心丧气而只有他们自己懂得的陈词烂调不放，认为中国跳半步便可进入现代。

自强运动

因此，中国的领导就开始在自强的口号下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机器，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人机器进而需要引人技术，从引人科学进而需要引人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最后从立宪维新进而走向共和革命。事实上，实行不彻底的西化，即只在工具上而不在实行西化，在许多保守派文人学士看来显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因此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反对一切西方的东西。

自强运动的领导者就是那些曾经粉碎太平天国的儒士官员，如曾国藩和他的年青助手李鸿章（1823　一1901　年）。这些人设立军火局，制造大炮和炮艇。他们支持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传播必须学用西法以谋自卫的思想。早在1864　年，李就启奏北京，言洋人之能制服中国，在于仗其船坚炮利，没有希望赶走他们，所以中国社会面临着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　年）以来最大的危机。李的结论是，为谋自强，中国必须学会使用西方机器，而这就需要训练中国人材。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日本好斗的人来说，早在1853　年佩里到达日本之后就昭然若揭了。但是，中国的西化运动每一步都受到无知和偏见的儒家文人的阻挠。在那几十年期间，日本正在迅速现代化，中国却毫无反应，这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差别。

中国的难处曾一再有例子可以说明。例如，为使中国人能接触西方学问，在17　、18　世纪约有80　名耶稣会教士把四百多种的西方著作译成中文，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关于基督教的，约1/3是关于科学的。19　世纪初，耶稣教传教士印行了约800种读物，但几乎全部是宗教著作或圣经译本，主要译成白话文，以普通人而不是以儒生文士为对象。在19　世纪最后1　/　3　的时间里，曾国藩设在上海的军火局里有一名才华出众的英国人傅兰雅在中国学者合作之下，译出了100　多种的科技著作，边译边编订出必要的中文术语。但是，所有这些著作的发行量有限，读过这些书的中国学者似乎不多，而它们之能翻译出版是依靠外国人或少数外事官员的主动精神，不是在皇帝指示下办理的。

1862　年，北京成立了一所培养通译人员的学院（同文馆），作为政府机构以训练年青人从事外交谈判。这所新的学院由一个美国传教士当院长，另有九名外国教授，它在总税务司赫德的激励和支持下，不久就有100　多名学习外语的满汉学生。可是这一创新受到那些反对教授西学的排外文人的反对，为此必须大力加以辩护。辩护者不得不提出一个错误的理由说，“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国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中国儒士阶级的利害得失，是同中国旧学息息相关的。他们对西学的嫉妒之深，可从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的遭遇看得最清楚。这人叫容阂，于1847　年由传教士带到美国，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在海外留学8　年回国以后，等了几乎10　年才被曾国藩任用为购买机器的专使兼口译和笔译（通事与翻译）。容阂关于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建议，直到他回国15年后才见诸实施。1572　年他率领一个教育代表团，带着约120　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几位老式的汉文教师，教这些将来从事中国西化的人学习古文以备应考科举，因为这仍是他们走入仕途的必要准备。容还有一位同僚是个迂腐学究，他的任务是保证学生不因与西方接触而败坏他们的儒家道德。到1881　年，派遣留学生的整个计划终于被放弃了。类似的态度也阻碍了早期的工业化工作。守旧派怕修建矿山、铁路和电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