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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明军借“沿海迁界”的暴政，以救民水火为号召，悍然发动了东征之役。一来准备充分。二来得民拥戴，自大败清军广东水师之后，水陆并进，可谓是势如破竹。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自然不会避开东南的郑家。通报是有，但起初郑成功尚在台湾围攻荷兰人最后的堡垒热兰遮城，坐镇金、厦的郑经对此并不热心。用敷衍来应对。

但西南明军的进攻蓄势已久，犀利异常。逼退孙延龄、马雄后，连克高、雷、廉州，轻取新会。兵逼广州。尽管此时的消息还停留在前些天的攻克新会，但郑经和属下已经能够预料到明军兵临广州城下。

战局的急速变化，不仅让尚可喜，以及各地清军感到震惊。金、厦的郑家集团也是同样的感觉，并且商议着调整的可能。

不能不做出调整了，金、厦的郑军发生了两件大事，迫使郑经不得不面对有些变化的形势。

郑成功在围困了热兰遮城后，台湾基本上大局已定，他便命令把将士和官员的家属送来台湾。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未免操之过急。此时，大陆沿海岛屿的局势比较稳定，收复台湾以后完全可以随着垦荒、建屋等开发过程的进展，鼓励将士和文官把家属逐步迁来台湾。开辟阶段，条件艰苦，对将士也应予以更多的关怀。

但郑成功一意孤行，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先后因小罪杀府尹杨朝栋一家，又杀万年县祝敬，家属发配。于是人心惶惶，诸将解体。郑成功又严谕搬眷，郑泰、洪旭、黄旭等皆不欲行。于是，不发一船至台湾。而差船来吊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遣，海上信息隔绝。

其实，强令驻守大陆沿海岛屿将士把家属送到台湾，是郑成功的一个策略，赴台家属则带有人质性质，意在防止诸将士叛投清方。这同明太祖朱元璋留诸将家属于京师、清廷命文武大员以子弟入宫为侍卫相似，是企图以亲属的安危来维系下级的忠贞，本不足取。

何况，台湾那时的荒凉景况还难以同明初南京、清初北京相比。初至台湾的将兵因为水土不服，瘴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众。这种情况下，硬行推行这一措施，势必在一部分将士（特别是镇守金门、厦门、南澳等大陆沿海岛屿的将士）中引起抵触。

人心不平，讹言也随之兴起。有人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即陈霸）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建藩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通款投降。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手谕给郑经和洪旭，令周全斌、杜辉、黄昌等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陈豹无以自明，率部卒乘船往南海方向投奔西南明军。

这件事情是郑家内部开始分裂的征兆，而另一件事情则因为郑经的优柔寡断又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铜山（东山）的蔡禄、郭义二将暗中勾结叛将黄梧，早已密谋降清。五月间郑经已获悉蔡禄、郭义有异谋，却没有及时派兵前往防范。六月初三日接到蔡、郭二人公开叛变后才实施戒严，准备船只。初九才由厦门派黄廷、杜辉、黄元、翁天祐、何义、黄昌、杨来嘉等统军乘船南下铜山平叛。

而此时蔡禄、郭义已经纠众从容地把铜山抢掠一空，并在清黄梧、福建右路总兵王进忠、诏安副将刘进忠接应下由八尺门渡至大陆向清方投降。平叛郑军在铜山登岸已为时过晚，只好派兵防守炮台，安抚遗民。

两次事件，对于郑氏集团来说，都意味着叛逃，只不过方向不同。而郑成功专力经营台湾，其所下的严令又让金、厦诸将产生了抵触情绪，倒是让郑经的地位有所巩固。

“蔡禄、郭义反叛降清，已是仇敌，勿需多言。然陈豹转投。亦形同叛逃，当如何处置？”世子郑经环视着属下众人，沉声问道：“且西南友军连战连胜，当已至广州城下。广东清军守卫已是空虚。我军若是趁时而动。于广东夺一陆地之基，是否可行？”

三个问题。两个是要解决的。蔡禄、郭义跑到清军那边，暂时是没法对付了；陈豹呢，去投靠西南明军，虽是被迫。且算是同一阵营，但此风不可长，必须要有个交代。剩下的便是趁火打劫，趁着广东清军被西南明军所牵制打击，郑家似乎可以夺取一块陆地作为根基。不管地盘有多大，位置有多好，怎么样也比瘴疠不毛的台湾强吧！

但这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却都涉及到了朝廷。涉及到以岷王为首的代表朝廷的西南势力。尽管郑家已经形同割据，但名义上还是明臣，还要顶着永历的招牌招徕士绅和民众的支持，还要尊帝虚礼。因为。无论实力和名望，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