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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宏观调控；二是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按照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要求，对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整合。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大部制”。当然，其效果如何，我们还将拭目以待。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可以总结出以下一些基本经验：

1．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作了正确的界定，确认：政治体制改革是对原有体制进行完善，而不是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全盘否定。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起步之初，邓老就力主积极、稳妥。邓老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以克服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为基本出发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改革是这一理论的宗旨。之所以提改革而不提革命，是因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3＇，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邓老深刻地揭示了苏联式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他认为，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的一些具体方面、一些具体制度不合理、不健全、不完善，而克服这些弊端的根本出路是积极稳妥的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邓老一代中共领导人在论及政治体制改革时，开始曾使用的是“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这样的提法，也用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样的提法。直到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的报告中，才正式使用“政治体制”这个概念。此后，党和国家的文件，邓老等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就不再提“政治制度改革”，而统一提“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区分开，就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是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对原有体制进行完善，其目的是使原有制度更加巩固，而不是要改变国家的根本制度。邓老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他在1980年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1986年所作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两篇讲话及其他一些报告、讲话中，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这一改革的具体内容、目的、总体目标、指导原则、方法步骤等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从而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指导方针。3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坚定地贯彻了当初对“改革”的这一定性，才取得了既克服了原有体制的若干弊端，又坚持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效果。中国改革没有出现苏联、东欧式结果，这是根本原因之一。

2．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作了正确的规定，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渐进式地进行，而不能急于求成。

3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是遵循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核心，层层剥笋、逐步到位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逐渐展开、不断深入进行的。先急后缓：先解决当务之急。即：为改革开放的进程所提出非马上解决不可，不解决就会影响发展总体进程的问题一定要立即解决，如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领导职务终身制，人民公社体制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就无法进行，所以必须立即解决。而别的那些相对来讲不是那麽急的问题就可以先放一放；先易后难：在先急后缓的前提下，先解决容易解决的问题，后解决难度大的问题。比如，机构改革就比建立退休制度难，所以就先退休，后精简机构精简人；先外围后核心：先解决远离国体的问题，后解决与国体联系较紧密的问题。比如人大、政府体制先改革，党内制度、政党制度的改革可以后一步。决策体制、议事制度先改革，批评和监督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可以后一步；层层剥笋、逐步到位：有些事情不一定一步完成，分成几个阶段完成比较好，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就是顾问委员会的设立和撤销。这种改革的策略不是全线出击，而是重点突破，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扎扎实实、一个一个地真正解决问题，保证了整个改革稳定、有序、有效地进行。

3．牢牢把握改革的总体性、全局性和整体目标的一致性。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总体改革中的部分，都要服从而不能脱离整个改革的全局，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一致。这就是邓老在1986年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14＇

在同一篇讲话中，邓老还讲到：“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15＇这就提出了不同方面的改革的适应性问题，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问题。适应性即是同步性，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对称，相互促成，相互依赖，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