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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们的平等原则不适用于信奉其它宗教的人。印度的穆斯林王朝统治者认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他们有信仰。但是他们的信仰没有达到伊斯兰教所体现的‘崇高境界’。所以应该在他们与穆斯林之间做某种区别。不应该与穆斯林同样对待。对于其它的非穆斯林，只有蔑视，因为那些不接受一神教的人们不属于人类。”基于以上观点，统治印度的穆斯林王朝上层统治者对非穆斯林的歧视和欺压也是很严重的。

在英国入侵印度之后，穆斯林王朝的势力很快衰落，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差一点被赶出印度的英国人更是干脆的废黜了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在此之后，印度教徒的社会地位方得以有所提高。印度教徒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方面比穆斯林积极，很多印度教徒通过充当英国殖民政府的代理商和包税人而发了大财。其中一些人甚至通过销售棉花、鸦片、军需物品和投资工商业变成了大财阀。而与此相反，穆斯林在财富积累和投资方面远不如印度教徒。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在印度推行永久地税制，善于经商，有一定积累的印度教徒借此机会成为土地所有者和地租征收者，而原来的穆斯林地主和贵族因为没有经商技能和财富积蓄，不可能如期纳税，往往不得不放弃土地所有权，成为农民和雇农。这样，在原来就已经存在的宗教矛盾上，又增加了经济矛盾。

除此之外，两大宗教集团在宗教戒律方面也存在不少冲突。印度教崇拜牛，将牛视为神明，而穆斯林却以牛肉为主要的肉食。每当穆斯林在印度教神庙附近杀牛，尤其是宰杀母牛的行为，曾经多次引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激烈冲突。此外，印度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或节日庆典时往往载歌载舞，这也引起穆斯林的反感。印度教徒在清真寺附近吹拉弹唱经常成为双方冲突的导火索。

最深刻体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歧的一点是，象其它许多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一样，印度的穆斯林首先将自己视为穆斯林，然后才是印度人。他们忠于穆斯林这个泛国界、泛种族的宗教群体，对印度没有认同感（这和华夏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遭到英军残酷镇压之后，印度穆斯林普遍认为英印当局对穆斯林采取的“不信任政策”源于印度教徒的挑唆，印度穆斯林从征服者和统治者的巅峰跌入耻辱贫困的深渊也是由于印度教徒迎合英国殖民者，帮助他们推翻穆斯林统治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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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四百一十九）印度的分裂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虽然在印度次大陆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某些个人之间也有友谊和密切往来，但总的来说，这两大宗教集团之间彼此是分离的，有隔阂的。虽然一部分的穆斯林领袖主张团结印度教徒，共同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但他们的影响不足以带动整个教派，而且在一些重要场合，他们为了拉拢人心，也不得不回到传统的路线上来。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40年，在中国政府决定支持“自由印度”组织的时候，印度穆斯林宗教改革领袖便派代表远赴北京，向中国政务院总理谭延恺提出，“中国政府所支持的‘自由印度’组织所代表的未来印度政府很可能会导致人数多的教派利益完全压倒人数少的教派利益。”谭延恺和孙纲一样，对印度种族教派之间的隔膜及分离情况了解不多，他更多的是比照中国的经验和模式来看待印度的种族教派问题。谭延恺认为印度穆斯林所担心的情况不会出现，“中国政府保证新的独立的印度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组成的、各民族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宗教权利的国家。”对于中国总理的保证，穆斯林领袖们并不感到安心，有很多穆斯林领袖甚至这样认为：“继续保持英国人的统治也好，由中国来进行统治也好，将印度分裂成七八个国家乃至七八十个国家然后再独立也好，都要强过出现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印度。”1942年5月7日，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拉合尔宣言》，即在印度次大陆成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的决议。

在华军攻入印度彻底击败英军，结束了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百年殖民统治史后，对于独立后的印度究竟应该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印度各派政治势力有很大的分歧。为了尽快给予印度以独立地位，在了解了印度各派政治势力的意愿之后，华夏共和国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