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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繁荣也给朝廷带来了极大好处。朝廷的赋税收入噌噌地往上增。贞观四年，从商业方面征收的赋税不到一百万贯，只占全部赋税的一成左右。贞观五年，商业方面的赋税达到了两百万贯，到贞观六年商业赋税更是突破了五百万贯。这个数字差点让兼任度支郎中的房玄龄惊掉眼珠。

一个贤明的君王非常清楚赋税是怎么来的。所以，贤明的君王对赋税问题看的无比慎重，除非不得已，一般不会提高税赋，甚至有的君王在登记诏中明确写上“永不加赋”，以换取百姓对他的拥戴。如果适逢太平年景，君王还会降低赋税，减轻农民的负担。汉朝初年，赋税的比例是十税一，后来天下太平，为减轻农民负担赋税变成了十五税一，最低时曾达到三十税一。即便如此，汉朝的国库里依然十分充实。据史籍记载，当时国库里的粮食太多，陈粮还未来得及吃掉新粮就运来了，以至于陈粮霉。钱库里旧钱还未花出去新钱就来了，以至于串钱的绳子都沤断。当然，这种情况是由于那段时间没有大规模战争所致。而且如果不是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家底子变得厚实起来，汉武帝也没有能力征讨匈奴。

赋税的主要来源是土地和农民。以往历朝历代，农税才是朝廷的根本。朝廷想要增加赋税，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情况下，只有让农民不断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才能实现。至于商税，由于数量少，征收难度大，在贞观五年以前只不过是个朝廷赋税中可有可无的陪衬而已。不过，贞观五年之后，李世民意识到了商税的重要xìng。因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商税增长了四倍而且没有提高税率，增加商户的负担。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效果，是因为商税与农业税有着本质的区别。农业税的虽然数额非常庞大，但增长极为缓慢。除非提高税率，否则不会有大幅度的增加。不过提高税率只是改变了分配比例，属于典型的féi了朝廷瘦了百姓，这样做只会使百姓怨声载道。但商税不同。商税只与商业往来的规模和次数有关。打个比方说，按照十税一的比例来纳税，一个商号一年的jiao易规模是二十万贯的话，应jiao税额为两万贯。放在以前，由于资金流通度的限制，要达到二十万贯的营业规模商号所需本金至少要十万贯。但现在有了钱庄之后，资金流通度不再是限制，商号拿着十万贯的本金一年内可以做比以往更多次生意，在利润率相同的情况下，营业总额相应的增加了，所jiao的税额也将随之提高。简单来说，商税是商号féi朝廷也跟着féi，商号瘦朝廷也瘦。

商税的增加让李世民尝到了甜头。以前因为税赋少，要办的事太多，所以他一直严格约束自己，日子过的极为朴素，甚至有些寒碜（比起那些豪门巨富来说，李世民的生活真算不上奢侈）。现在商税增加了，他手里有余钱了，就能干一些以前想干而不能干、没钱干、不敢干的事。比如，借着给李渊养老的名义修建永安宫（即后来的大明宫）。李渊所住的太安宫，位置处于低洼地带，夏天时极为闷热。冬天又湿冷，李渊住在里面颇有些不高兴。李世民一直准备将避暑的永安宫扩建，好让李渊能住开心。

其实李世民早有计划扩建永安宫。只是自从登基以来他手里的钱一直不宽裕。虽然没有达到捉襟见肘的地步，却远达不到扩建永安宫的需要。所以当李世民第一次提出扩建永安宫时，迎接他的是魏征一通猛批以及房玄龄拿着账本的好一番教育。见两大宰辅都反对，李世民只得讪讪无言的断了这个念想。现在国库充裕了，李世民便又提出扩建永安宫。这次，房玄龄不说话，魏征自己孤掌难鸣只能应允。

不容易啊，不容易。见到魏征服软李世民心里的那个激动就别提了。自从将魏征收归麾下以来，每次李世民与魏征这个倔老头生冲突都是以自己的退让妥协而告终，极少有自己赢的时候。只有这一次李世民觉得自己终于能在魏征面前扬眉吐气了。于是，龙颜大悦的李世民才对李潜大肆封赏。

贞观七年五月甲申（初八），李世民下诏，因李潜开办钱庄居功甚伟，特晋兵部侍郎兼钱庄总督；另授银青光禄大夫，晋武威公。接到圣旨后，李潜立刻上表固辞爵位和散官职衔。

李世民拿到李潜的上表，立刻注意到李潜上表请辞的是爵位和散官职衔，不禁莞尔。大唐官员一般都有三种不同的品级官职。一种是职事官，比如驾部郎中、兵部侍郎、户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右武卫大将军、千牛卫大将军等等，这些官职表示你干的是什么职务，所以称为职事官。这种职事官是有品级的。第二种是散官，比如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