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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也没想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就能培养出多少知识分子，主要是对中原各地的适龄儿童进行初步的启蒙教育。

各地基层单位担任临时文化教员的管理干部，也会观察这些孩子，如果从中发现一些好苗子，会送到大队部组成小班，由专门的基层文化教员，亲自负责教授公司小学文化课程。

公司这次普及免费义务教育，主要针对的就是各地底层的普通贫苦百姓家里的孩子，不但不收任何学杂费，就连孩子们书本纸笔等学习用品都由公司免费供给，而且还为孩子们免费提供一顿午饭。

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就在中原北方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无数穷苦的百姓兴奋的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激动的不能自已。

虽然中原北方百姓，家家户户都非常贫困，还都是几辈子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是不代表他们不重视教育，只是家里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银子供孩子读书。

自从中原王朝实行科举以来，读书就是所有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可就算这个机会再珍贵，依然和底层的贫苦百姓无缘。

想要供养一名读书人，那可不是底层穷苦百姓能够做到的，从上学堂启蒙开始，就得向先生缴纳束脩，还有平日里学习用的笔墨纸砚，那一项都是不小的开销。

十年寒窗不是说着玩的，从童生到秀才，再从秀才到举人，最后是进京赶考，金榜题名成为进士，其中所耗费的银子，加在一起海了去了。

而且大多数读书人即使熬过了十年寒窗，很多读书人穷极一生也只是个童生或是秀才，至于举人老爷和进士，那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的艰难。

就算一个小康之家，想要供养一名读书人都得勒紧肚子咬牙坚持，何况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底层农民了。所以在这个时代，在底层的贫苦百姓眼里，读书改变命运，那就是一个永远也完不成的野望。

可任谁也没想到，新朝初入中原，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中原各地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对所有底层的贫苦百姓眼里，那绝对是一件大破天的事情。

而且新朝连孩子们的笔墨纸砚都不用大伙自己置办，中午还能免费为孩子们提供一顿午饭。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但让所有的底层贫苦百姓减少了负担，还能节省下不少的粮食。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为这件事情感到高兴，中原各地的士绅官僚阶层都为此忧心忡忡。他们做为这个时代的社会精英，深知知识的可贵，更知道如果知识得到普及，他们的未来的地位，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儒家，因为他有愚民的思想，所以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最愿意接受的思想。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语出《论语》泰伯。意思是“民众可以使他们遵照上面的命令去做，不可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千百年来中原历代王朝都始终遵循儒教思想，积极推行愚民政策。士大夫集团也因此成为了社会上的精英集团，疯狂的压榨剥削底层的百姓。

当然，儒家做为一种先进的学说，本身并不愚民，只是它的思想具有时代的局限性。自从独尊儒术后，儒的本意越来越脱离孔孟中的真意。

再加上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洗礼，儒家思想中被历代统治阶级歪曲解释并加以利用，已经具有深深的铭刻上了统治阶层的价值观烙印。

华夏民族的“士大夫”兼具“学者”与“官僚”的双重身份。起于先秦，兴于汉代，定型于宋代，与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很深的关系。

与西方贵族不同，中国的“士大夫”不是靠先天血统入仕，而是凭知识、道德和才能。他们的起点往往是普通的平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读书和道德修养，最终靠知识改变命运，进入“士大夫”群体。

士大夫精神的本意，是一种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生状态。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大儒张载的这四句话，最能表达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因而也可说是人类教育最高的向往。

但是士大夫所学的知识与自然社会科学无缘，知识面极为狭窄，所受的全部教育和所学的全部知识仅限于儒家学派呆板僵硬的教条，教材不是“四书”就是“五经”，课程则主要教授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应付科举考试。

儒家主张“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的仁人当统治者，国家需要最有德行的人统治。而不是用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