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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州玉米主要种植在长安到北地、渭水至武功之间，这一带土地肥沃、水利发达，董卓军驻军稠密，人口众多且又生活富足，而且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董卓军在这些地方已经深得民心，当地百姓都与董卓军利益相关，有他们协助，董卓军有信心保证高产种子不至外流。

转眼进入汉初平二年五月，种植下去的玉米已经全部发芽成长，而埋伏在长安诸侯细作绝大部分中计被擒，为震慑剩余那些侥幸逃脱的少部分细作，免得他们铤而走险，康鹏用尽种种恐怖手段，除了将所有生擒的细作全部押到承运台前凌迟处死，并且派使者向诸侯施压，逼他们交出这些细作的家人，刘焉惧怕他的威胁，交出了部分无关紧要的细作家人，这些人一到长安后，当即被康鹏全部贬为奴隶，终生在工所矿山当牛作马，永世不得赦免。对拒不肯交人的刘表，康鹏回应了一道必杀令，明令天下重金悬赏要荆州细作家人的脑袋，终身有效。这些手段一出笼后，侥幸没有泄露身份的细作或逃离雍州，或到董卓军中投案自首，再也没有人敢于冒着株连满门的危险去盗窃高产种子了。

种子的事情高一段落后，康鹏立即把目光转移到金融建设上来，随着长安经济商贸的不断发展，汉代原来的五铢钱制度已经严重暴露出不足之处，五铢钱始于汉武帝年间，每枚重四克，铜铅比例为铜七铅三，价值五文，千文为一贯，取代盗铸严重的三铢钱，有效推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西汉度过发展的黄金时期。王莽篡政后，铸造大泉五十，同样重量的钱币却值五十文，借此掠夺民间财富，造成民间物价飞涨，物贵钱贱，钱币的购买力急速下降，民众无法生存，相继放弃生产，流亡他乡。东汉复辟后，光武帝刘秀虽然重铸五铢钱，但五铢钱名誉已坏，民间多用布、帛、粟等生活必需品以物易物，好不容易等五铢钱重塑威信的时候，倒霉的西汉百姓又遇上汉代最吝啬的皇帝汉灵帝，大肆聚敛天下钱财，藏于宫室，穿钱的绳子都腐烂都舍不得拿出来救济百姓、发展经济，造成民间再无钱币流通，只得又走上以物易物的老路。但兴汉老百姓倒霉的还在后面，汉灵帝一死，原来的董老大进京，董老大比汉灵帝还狠，拆毁十二铜人铸造七八亿枚小钱，每枚仅重不到一克，在摇摇欲坠的五铢钱制度上重重补上最后一刀，从此通货膨胀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挑上一担钱只能买一石粮食，东汉的老百姓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当然，这些事情也不能全部怪到董老大头上，他的继任者曹老大、刘老大和孙老大一个比一个更狠，曹老大以粮布为币；刘老大铸一枚钱当五百，到了后期诸葛亮被逼无奈，只得学曹老大那样，用布匹当作货币；最狠的还是孙老大，一枚大泉定价五千文，无限制的搜刮民财享乐或充着军费，这是后话不提。

来自后世的康鹏当然明白这些货币政策会对民间造成多大的损害，可他代入董老大身体的时候，正是虎牢关大战之时，无力兼顾经济上的事情，虎牢关之战结束之后，董卓军既负担着当时经济已经惨遭破坏天下人口最多的洛阳财政，还要救济近百万经历旱灾蝗灾的北方灾民，再加上当时康鹏沉迷美色不思进取，金融改革的大事便一拖再拖。借着洗劫而来的汉室历年积累的财富，董卓军的财政已经逐渐恢复元气，康鹏也决定改革货币政策，为争霸天下奠定财政基础，而改革货币，首先就要铸造新的有信誉的货币。

公元一九二年，汉初平三年五月十一日，康鹏正式明令雍、并、凉三州官民，宣布发行新钱币，新货币采取铜、金本位制，分为铜币与金币两种，铜币的规格是直径二厘米，重约三克，每枚官值一文，为区别以前发行的五铢钱，康鹏将铜钱成色由传统的铜七铅三改为铜六锌四弱配以少量铁铅，既降低铸造成本，又份量足，成色好，表面铸文十分清晰，而且材质耐磨，日常使用磨损较少，刚投放市场，便受到三州百姓商人欢迎，首批铸造的一百二十万贯新铜钱与旧五铢钱官方定价虽然是一文兑二十文，但是在民间实际达到一比三十甚至更高，使很多在铸钱局工作的官员与倒卖新钱的商人一夜暴富，更让康鹏新任命的御史司马朗连连挥动屠刀，直到长安的铸钱厂将月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八十万贯半年后，才把这股可能威胁新货币发行的潜流压下去。

金币每枚重二两约一百克，价值新钱一千文，黄金纯度在七成左右，康鹏本想使用纯金，可纯金币样品制造出来后发现金币太软，根本不实用，只得搀杂黄铜，才保证了金币硬度。由于康鹏发行的金币成色高而分量足，贬值可能性极小且便于携带，在黑市上与旧钱兑换价格更是离谱，从官方定价的每枚兑换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