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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出关检验符传的制度，在文帝十二年已经废除，说明文帝比较大度，天下太平，不需要这么紧张戒严了。可是七国之乱后景帝又恢复了这个制度，说明景帝感觉局势仍很紧张，不得不多加防备。

在此之后，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打击诸侯王的势力，原先刘邦规定，诸侯王国的地位和郡相等，王国内的官制和汉朝中央完全相似，其中太傅辅导国王，内史治理国民，中尉掌管武事，丞相统率众官，而且其中除了丞相和太傅是由汉朝中央派去的之外，其他官吏都由王国国王自己委派，诸侯王地位尊崇，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国内的行政权，只有兵权受到限制，没有中央颁发的虎符，他们不得擅自发兵。

不能发兵，按理说诸侯王就掀不起大浪。王国兵权有时还掌握在丞相手里，但由于丞相不是最高的行政首脑，在国王处于强势的时候，丞相的权力就会受到压制，反之亦然。当年齐王刘襄想发兵进攻吕氏，就被丞相发兵围住王宫，如果不是靠魏勃的计策，齐王根本就无能为力。而吴王刘濞想造反，先前汉朝派来的丞相袁盎对他服服帖帖，而一旦造反之日，马上把汉朝派去的官吏全部杀了，所以显然这种防范还远远不够。于是在景帝中元三年，刘启下令，首先省去了诸侯王内御史大夫这个官职，两年后，又再次下诏，诸侯王不再承担治理国家的任务，所有的官吏都由中央委派，“丞相”改称“相”，使它在名称上就低于中央朝廷的丞相，官印也由以前的金印改为银印，地位大大降低。省去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其余像大夫、谒者、郎官等也减省成员，这么一来，诸侯王们是彻底阳痿了，基本上是再也不可能起兵造反了。他们实际上像一般平民富家地主一样，只能靠收税过日子，没有丝毫管理权力。如果封地大、收税多还好，日子还能过得比较排场；如果封地小、收税少，简直连一般商人还不如，贫穷的甚至只能坐得起牛车，一点面子都没有。要知道在西汉，牛车一般只是用来拉货的，人一般只乘马车。如果沦落到乘牛车的地步，就好像现在大学毕业十年后搞同学聚会，等你骑自行车到了聚会地点，发现门口停的是一色的轿车，根本就没有停自行车的场地，简直羞死人。西汉那时也是这样，你想，人家都是驾着高头大雄马拉的车而来，连一匹母马都没有，你却坐辆牛车，那不丢死人啊？

小章：第二集

诸侯王的问题基本上处理完了，至于匈奴那边，刘启的运气比较好，七国造反的时候，赵王刘遂意欲联合匈奴进攻汉地，但由于汉兵很快击破了赵国，匈奴无机可乘。刘启也怕边境出乱子，在前元五年，派遣公主出嫁单于，和匈奴在边境通商，每年送给匈奴单于大量财物，以及诸侯王翁主，所以匈奴一直很老实，除了一些小型的抢掠之外，其他没什么大事，所以说刘启比他老爸的运气好。

东方诸侯既然无事，匈奴也没事，刘启接着干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除掉了丞相周亚夫。

周亚夫自从吴楚之战后，威震天下，刘启提拔他当了丞相，大概周亚夫自以为功高罢，平常偶尔会有些骄矜之色。按理说他也有资格，他的老爸是周勃，带兵诛除吕氏，维护的汉政权；他自己又亲破吴楚，巩固了汉政权，有什么理由不骄傲呢？不过这家伙在政治上不够成熟，当年在细柳营练兵，在文帝面前摆了一回排场，官职不降反升，他以为在景帝面前也应该保持这种优良作风。可是他忘了人和人完全不一样，世界和世界也完全不一样。文帝为人比景帝要宽容，文帝时的政治形势也比景帝时复杂。拿文帝时摆过的谱照样在景帝面前摆，就是不识时务，必然会遭到覆败的命运。

周亚夫第一次得罪刘启，是在景帝前元七年，刘启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周亚夫身为太尉，自以为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牛皮烘烘，可以说得上话，拼命劝谏，刘启懒得理他，很讨厌他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派。这个看似简单的事，实际上就是他最后遭到厄运的最大原因。因为在废刘荣的事件中，得利最大的是王皇后和日后的武帝刘彻。周亚夫此举得罪了皇后母子，就算他能逃过景帝这一劫，也会被日后即位的武帝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