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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沿用朝廷的旧税制，朝廷过一年就得倒欠上两三千万，这还只是维持正常的运转，还没计算战争或者遇上灾害等需要额外支出的时候。可以说，税制不得不改，不改不行。不改，一天都维持不下去了。易风虽然有自己的皇帝私人产业，一年有不少的进项，可光靠着皇帝的内帑支撑，不是长久之事。易风早就在计划着税制的改革了，只是之前还没有完全掌控朝廷，因此也无法一步到位。但如今在位已经一年多，内内外外也清理整顿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正式提出来，自然会阻力小些。

况且，促使易风改革税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均田制根本是个维持不了多久的政策，而租庸调制就是以均田制为基本。均田制一坏，租庸调制也就失去了根本，国家的税制也就会崩坏。做为一个有着不一样见识的皇帝，易风当然不能等到以后崩坏了的时候再去改。

唐宋推行两税法，每年的两税收入都在两千万贯上下，尤其是中唐时推出两税前一年的税收不过几百万贯，推出两税后立即翻倍。而易风的新税法虽然也叫两税法，但主要是取春秋两季上税之名，实际上却已经与唐宋的两税制大为不同。唐代推行的两税最重要的是分为户税和地税，户税是按每户的贫富不同划分各种富等，然后不同的等级定不同的税款，而地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北方等地每亩纳田租一斗左右，南方更富裕的田地则为一亩一斗到三斗左右，而代役钱等杂税也被统一纳入了两税之中。百姓的税一年分春秋两次交，按官府定下的户等和田数交纳户税和地税。而这个数额，则是由官府提出预料好了当年的财政支出数目，然后根据这个数字分配到全国各地，按额征税。因此可以说，两税到底是多少。其实一切由皇帝和朝廷说了算。朝廷说今年要花一千万，那就征一千万。天下的百姓根本不同的户等，田亩分配下去。如果皇帝说今年需要花一个亿，那天下百姓就得根据各自的户等和田数分摊这一亿。这种两税法，自然算不得公平的。

而易风的这种两税法，并不是量出为入，而是按原来均田制的税率，定出每亩田所要支付的租庸调，然后把他们全折算为钱，然后朝廷直接就根据百姓们拥有的田亩征税。田多少就征多少，再无额外。当然，这是主税，如商税等属于另外的税收。这样的两税，一年也是分两次征，可最大的区别是税收的总数是根据天下的田地数量计算的，因此也就会是一个比较稳固和固定的数额。而经过新朝的土地丈量，人口普查，全国拥有一千万顷土地。贫富土地皆有，然根据新税制，一年的两税折现差不多有三千万贯，当然。这个数字其实也不是固定的，得根据粮食、绢帛和绵、布等的价格有所浮动，但总体来说两税就是这个数字。比之原来每年几百万的租庸调。翻了三倍不止。

虽然翻了三倍多，但这笔钱还是不够每年基本的财政支出的。为此易风的税制了。又增加了国家专卖这一块，用以增进财政收入。专卖的就是盐茶酒铜钱等一些紧要物资，尤其是食盐，易风准备学后世的那些朝代，从这里夺取一大笔税收。易风预计盐茶酒等专卖税收一年两千万左右，此外还有一个税收来源则是商税，易风也打算从中获得千万以上。

这并不是妄想，易风在怀荒时，已经开始推行工商业的发展，并从中获得许多利益。北宋熙宁之时，一年的两税折合钱两千多万贯，而商税宋初时只有四五百万贯，后来也达到了两千万贯左右。当然，北宋之时创收最多的却是专卖，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专卖，北宋末年之时竟然达到了四千万贯，而盐之外的茶叶和酒的专卖也一样创收许多，每年都在千万上下。而宋朝特别是南宋，在两税、商税和专卖这三项主要收入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杂税，南宋时最高财政收入一年达到一亿几千万贯，其中杂税就有数千万贯，绍兴三十年，光是杂税中的绿总制钱就有两千多万贯。

易风现在不打算变着法子收杂税，但也不想放弃专卖这个大创收，因此他的目标是两税、商税和专卖这三项，一年至少得收入六千万，如此朝廷才能保证维持运转之外，还有富余留下一部份给地方的省州县使用，使得中央财政外地方也有钱财府库诸存，另外还可以有钱供朝廷和地方搞建设开发，甚至每年还能存一笔钱用以战争和救灾等专项需要。

说到底，要建立盛世，搞好统治，都离不开钱。但如此收税，却是门高深的学问，不能随意的强征，任意摊派，那只会越搞越糟糕。在易风看来，宋朝的税制不错，虽然说各种税目繁多，可基本上百姓承受的税还算正常，如南宋虽只占据着江南一地，可一年的税收却超过亿贯，比北宋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