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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王振主张亲征。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权力的魔杖可以抵挡一切。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军士已有人饿死,到了大同(山西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再北进,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始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北京昌平)四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拉追兵已至。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邝野请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他坚持等候。邝野坚持迅速撤退,王振诡骂说:“军国大事,你懂甚么?”把邝野逐出营帐。既而瓦拉骑兵合围,大呼:“投降免死。”王振这时才发现他的权力魔杖失灵,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但仍挡不住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被瓦拉生擒。

土木堡消息传到北京,明政府大乱。有人主张把沿边军队全部撤回保卫首都,有人主张迁都南京。高级官员的眷属和富商,纷纷逃走。幸而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是一个英明亲王(明王朝二十任皇帝中,唯一杰出的君主),他采取断然措施,自己坐上宝座,用以堵塞瓦拉的勒索。又任命于谦当国防部长(兵部尚书),积极整顿已腐烂透了的武装部队,刷新政治,全国转呈新兴气象。

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是一个负担。也先把朱祁镇活捉,高兴了一阵之后,简直不知道如何运用和如何处置才好。不过挟持着他沿边攻击,勒索一点财物。但后来直抵北京城下,被于谦击败,就改变主意,于土木之役的明年(一四五一),跟中国和解,接受巨额赎金,把朱祁镇释放。

也先接着把蒙古大汗脱脱不花杀掉,而且称蒙古大汗,沉湎在从中国得来的女色和美酒之中。一四五四年,被部将阿拉刺死。蒙古诸部落乘机反攻,瓦拉部落崩溃,向西星散逃走,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直到二百年后的十七世纪,才以分裂的“四卫拉特”局面,再跟中国接触,而终于被中国征服。

朱祁镇在瓦拉手中时,曾向前往探望他的明政府使节教育部副部长(礼部侍郎)李实,痛哭流涕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政府,我回去后,只求作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李实问他为什么那样宠信王振,朱祁镇说:“王振没有死时,从没有人指摘他不对,如今人人都把罪过推到我头上。”然而,这只是赌徒失败后乞求同情的话,他内心的想法并不如此。朱祁镇被赎回之后,对他弟弟朱祁钰没有马上把宝座还给他,大大不满。他积极地谋求复辟,一些野心家也准备把赌注下在他身上。

从这个观点,研究十二世纪宋王朝南迁后的局势,可以发现,赵构拒绝他哥哥赵桓回国,有充分的理由。没有人能保证赵桓回国后不像朱祁镇一样,发动政变。这是专制政体的另一个死结,无法解开。

一四五七年,朱祁钰病危,没有儿子,举朝感到将发生继承问题。宦官曹吉祥和监察部副部长(副都御史)徐有贞,集结私人部队和家丁,拥立朱祁镇。于黎明时分,夺取宫门,升殿复位。等到早朝,全体文武官员才发现坐在金銮殿上的已不是弟弟朱祁钰,而是故主朱祁镇。朱祁钰在病榻上听到消息,一惊而逝。

朱祁镇在这场戏剧化的政变中,担任使人失笑的急吼吼角色,因为他即令坐着不动,朱祁钰死后,既没有儿子,帝位仍会转到他。大概他自己也发现这种情况,为了表示他的夺位有其必要,所以指控于谦和宰相(大学士)王文,阴谋迎立外藩——迎立远在襄阳(湖北襄樊)的朱厚囗亲王的儿子入承大统,把于谦、王文二人途下诏狱。可是逮捕之后,专用来召唤亲王人京的金牌,立即被发现仍在皇太后宫中,证明根本没有此事。而自土木之变后,于谦独力支持危局,成为全国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所以很多人申诉营救。但徐有贞跟于谦有私人恩怨,他提醒朱祁镇说:“不杀于谦,我们所作的事便名不正,言不顺。”最高审判法庭(三法司)只好加上“意图”二字,定二人的罪名为“意图迎立藩王”,判决死刑。王文仍据理分辩,于谦叹息说:“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法庭问题,千言万语,又有何用。”二人同被处斩,家产抄没。

——这是自十二世纪岳飞死后,第二位名将死于冤狱,相距三百年。于谦行刑之日,北京天气骤变阴霾,街巷到处听到哭泣。民间传说,于谦是岳飞转生,再来世上,为国家抵抗北方蛮族。

朱祁镇并没有在他所受的灾难中,接受任何教训,他的智力商数不允许他如此。他复位后竟然仍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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