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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收服的同时，遇到了抵抗，也有了清剿的需求。比如对于左良玉、郑芝龙、张献忠等等这样的势力集团，就必须如此。

好在，如果仙人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表现出刀枪不入或者各种匪夷所思的能力的时候，无论多么自信的人，也会有绝望之感。

于是，在姬庆派出的子体飞天部队的接触之下，左良玉、郑芝龙、张献忠等等大势力，都归降了大明朝廷，各项整编工作，也在进行当中。

就这样，在姬庆来到大明一个月的时间之内，除去满清外所有不受控制的势力都被扫荡一空，大明对于地方的统治也重新恢复了正常，各项改革措施、新的制度也在进行当中。

大明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第三卷有明一代第一百一十八章大明新生

更新时间：2011…12…16

一个月的时间，京城反腐行动早已完毕，总共收获了超过六千万两的巨额不明财产，大批获罪的官员、皇亲、贵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随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反腐行动，更是收获了超过十亿两白银价值的巨额不明财产。这里面白银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是黄金，大部分是土地、房网、厂矿之类。超过十亿两白银的价值，可想而知，这个时代的官员、皇亲、贵族贪污腐败起来有多么的恐怖了。

当然，有了官就有了商人。在反腐行动之中，无数的巨商落马，这些马无夜草不肥的家伙，可谓把官商勾结的勾当做到了一个极致。

这里面，不得不提一下晋商集团。

晋商的发家路不是血泪史，而是汉奸史！两万万汉人的血泪史！假如没有晋商做汉奸出卖战略物资，姬庆那个时空满清未必有能力进关，即便明亡，换个汉人朝廷，想必也不会防备汉人像防贼一样。满清几百年，科技、文化、经济跟明末比一点进步都没有。

崇祯初年，小冰河时期带来灾荒已经让东北的民生彻底崩溃了，后金统治区虽然只有七十万人口，但百姓易子而食，米价曾高达八十两一石，布也要二十两一匹。历史上依附后金政权的晋商提供了皇太极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

通过晋商，后金才可能把劫掠来的财物、古董和金银购变成粮食，来养活被掳掠来的几百万人口。辽东的米价最终降到了一两四石，人口增加了数倍，粮价却压到了最峰时的几百分之一。晋商八大家在崇祯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万的银两，还因为这些功绩得到了清朝御赐的皇商地位，造就了此后山西富甲天下二百七十余年的传奇。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入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不仅如此，在满清文件中，晋商为后金提供的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的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军情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