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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忽然觉得，盖房子实在算不上什么理想，我应该走另一条路。尽管每个人的处境和家庭状况都是不同的，但我还是认为辍学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人的短期理想应该服从于长期的目标。我想，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能学到真正的知识和本领。尽管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体贴他们并帮助他们，但与孩子们的前途相比，这实在不是主要的。

但在当时，我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和大多数的农村青年一样，我19岁就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我还记得离乡远行的那一天，我们沿着弯弯的山路走到镇里面，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出发的时候我很激动，因为我也成了南下打工者中的一员。我们坐上长途汽车，一路说说笑笑就到了广州。与我同行的一共五个人，其中有叫叔叔的，叫哥哥的，还有叫弟弟的。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与渴望。

当时正值全国掀起南下打工的热潮，人们怀着梦想和狂热，纷纷离开家乡去南方淘金。村里那些打工的人回来给我讲城里的事，说得绘声绘色，他们说赚钱很容易，轻而易举就能赚几百块钱。一个在广州做手袋的朋友告诉我，他一天能赚到四五十块钱。我动了心，痒得我不愿在家里再多待一天。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充满了诱惑。打工是一条路，真的是一条出路啊！

家里的房子盖起来了，我可以出来赚钱了。一切都很美好，新生活的景象在我眼前展开了。

1。我在广州打工

张立勇

我只是在这儿打工，就连一张床一张桌子都不属于我，我一点儿归属感都没有。

我去广东的时候，只带了一些衣服和日用品。其他的就是书，主要是我的高中课本，从高一到高二上学期的高中教材全在里面，都很旧了，有的封面也没有了，我用报纸重新把书包了一遍，放在随身的包里。

打工生活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顺利，我和同村的几个人一块儿来到广州，原来定好要去的那家工厂已经不要人了，这让我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对打工生活的美好梦想开始破灭。在广州街头游荡了几天，我们终于联系到一个江西同乡，他把我们介绍到了一家竹木工艺制品厂。刚去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每个月只有100多块钱，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钱，不是说在广州每个月至少能赚四五百块钱吗？后来才知道，我们所在的那个车间被人承包了，我们的工资是由承包车间的人来发的，工厂根本不管。这让我很郁闷，但也没有办法，总要先找一个栖身之地。

过了一段时间，工厂要盖一个新车间，我自告奋勇地给厂长写了一份申请书，要做车间主任。我说自己能够管理好一个车间，技术方面也没问题。厂长不太放心我，不想让我干，我知道他是不太信任我，于是我熬了几个晚上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我的一些管理设想。这个报告把厂长打动了，他没想到一个普通工人还能写出这种东西，他同意让我试一试。接下来的半年，我管理着车间的50多个工人，工作得很不错。当时，还有另外的一个人竞争这个职位，他是老员工，已经干了八年，技术很熟练，但是他不懂管理，也不会写分析报告。厂长没有提拔那个人，而是用了我这个刚去三个月的毛头小伙子。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知识的力量，那位老员工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这是我第一次和别人竞争，虽然我争取到了车间主任这个职位，但是我心里非常不安。山里人的善良和淳朴的本性使我感到有点内疚，所以，有空儿的时候，我就和那个人聊天，或者请他喝酒。我不谈那个敏感的话题，只是谈论人生和故乡。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不仅打消了对我的敌视，而且我们成了好朋友。他说：“张立勇，你比我强。我没有你的才能，更没有你的胸怀。”

但即使我做了车间主任，薪水也并不是很高。这个工厂规模小，效益不太好。更要命的是，我们的住宿条件非常差，30多个人住一间房子，人挨人打地铺。记得当时我的老乡因为架蚊帐差点儿和四川的同事打起来。

我打听到附近有个玩具制造厂在招人，赶紧报了名。这个工厂是台湾跟美国合资办的，有600多人。刚开始我是冲着高工资去的，但没想到的是，我在这儿遇到了一些改变我今后人生道路的事情。厂里的玩具都是要出口的，包装箱上全是外文，很多人都看不懂，常常把箱子放错地方。他们总是来问我一些单词是什么意思，虽然我高中没毕业，但比起其他人学历也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