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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观点，从“内因优越论”出发，是否可将它引申开来，认为大部分的病实际上都是以内因为主而发病的？试举一例：天花，臭名昭著的烈性传染病也。它的传染性之强，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忆犹新。有的脸上的麻子，就是它的标志。它曾夺去了多少病人的生命！经过人们的努力，现在已宣布它在地球上被彻底消灭了，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功绩！天花病毒，该是典型的“外因”了。但我们仔细一回想，它的消灭靠的是什么？是对这个病的“特效药”消灭了“外因”天花病毒？不是，是靠了普遍的预防免疫接种而实现的。也就是说靠的是人们普遍接种了减轻了毒力的疫苗——牛痘苗从而使被接种的人产生了抗体，得到了免疫能力而消灭的。现在分析：疫苗，是减轻毒力的天花病毒，是典型正宗的“外因”。这个外因只有通过内因——即机体对它起了反应而产生了抗体，才能起到免疫的作用。如果机体对这个疫苗不“感受”，不起反应，不产生抗体，也就无所谓免疫的作用（即所谓“接种失败”）。这类例子正是外因必定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证明，不正说明了“中医内因论”的优越吗？

但是且慢，以上所述，是否就说西医的“外因论”（笔者这样称它）就不重要了呢？不，不能，两者不能偏废。因为中医学虽然比西洋医学要早得多发现了天花的传染性以及类似的预防方法，但是因为没有能明确认识具体的病原物，更不能定性定量，所以也就形成不了完善的预防方法。比如在牛痘苗问世之前，我们的先辈是早已发现了它的强烈的传染性的，但是什么东西在传染？不清楚，只知道是一种“疫毒之气”在作怪。后来发现了病人的痘痂有预防免疫作用，于是创造了一种用痘痂（中含天花病毒，应是活疫苗了）让健儿接触以达到人工免疫的目的。但是因为这个方法不知道痘痂里含的是什么样的“疫毒邪气”（即不能定性），又不知该用多少量（即不能定量），所以也有很多健儿因“接种过量”，反而引发大病而丧生的（即不能人为地控制感染）。这个缺陷，也只有到了西医学，知道它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定性），并通过牛痘苗的制作，减轻了毒力（定量）之后，才能安全接种而万无一失，因而消灭了这一人类的顽敌，这又说明了西医学的长处。

但从总的说，是否可以认为发展“内因论”的优势还是主要的？又举个例：治病如整一块地，“外因论”还只是杀虫（抗病原物）、培土（营养疗法等）一类的措施；而“内因论”则是在这块地“浇上水泥”，什么毒草毒虫都不能长，就更全面了。但这“水泥”如何“浇”法？就学天花牛痘的办法，大搞疫苗？从长远看也似非完满，仍只是单独作战各个击破的办法。新近搞基因改造，是对路了，但是还不够。笔者认为可以换个思路，到老祖宗中医的养生学（又叫“摄生”）里去找找看。《黄帝内经》里（素问·上古天真论）里就有一段说：“……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这段话是说：“……只要做到清心寡欲，不紧张，不急躁，心理安定了就没有什么心慌的，加上合理的体力劳动……能够这样，又怎么会得病呢？”这就是说还是要从更高层次的、宏观的、心理的、精神的方面加以探讨，再加上物质的微观研究的成就，两相结合，就更全面而相得益彰了。

【问】不是说，中医学里也曾有过类似病原物的记载吗？

【答】是的，在中医学里，我们的祖先们在长期的医疗观察中，对一些传染性疾病的传染性及传染因子是有所觉察的，有的描述也很详细，但终因限于时代条件，没有超出臆测推断论说的阶段，远远没有形成明确的病原学概念。

为说明以上道理，举肺痨病的“痨虫”为例说明：“肺痨病”，是中医病名，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肺结核”，它的病原是结核杆菌。虽然远在唐宋时代，我们的先辈们就已经说它是由“痨虫”、“瘵虫”等引起的（肺痨中医又名“痨瘵”），并且也已发现了它的可怕的传染性。比如当时的医书《济生方》里就曾详细地描述它：“传变不一，积年染疰，甚至灭门……”（语译：传染很广，不断流传，甚至毁了整个家族。）这和西医说的“结核家庭”相同。又古书《直指方》说“痨证有虫，患者相继……”，“瘵虫食人骨髓”。但笔者认为当时所说的痨虫、瘵虫等等，也只是对这个病的传染因子臆测推理的描述，并不是说当时就已经发现了今天所知道的“结核菌”等病原物。所谓痨虫的“虫”，只是说明有这个因子而且很小而已。因为在当时，人们所能知道的，只有“虫”是最小的。既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