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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博这一走几乎走了三个小时。其实他真正只走了大约十分钟，便发现一家咖啡馆供应许多种前所未见的咖啡。他点了一杯黑咖啡，坐在门口附近的角落，花了很长时间细细思考，试图剖析目前困境的各个层面，偶尔还会在口袋日志里草草写点摘要。

一个半小时后，计划开始成形。

计划虽不完美，但权衡过所有的可能性后，他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采取激烈手段。

幸亏有人事资源可利用，应该可行。

他起身去找电话亭，打给瓦登榭。

“开会时间要往后延一下。”他说：“我得去做件事，所以改到两点好吗？”

古尔博来到史都尔广场，拦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位于布罗马郊区的一个地址。下车以后往南走过一条街，来到一栋小小的双并式住宅前按门铃。应门的妇人年约四十来岁。

“你好，我找弗德利克·克林顿。”

“请问您是？”

“一位老同事。”

妇人点点头，请他进客厅，原本坐在沙发上的克林顿正缓缓站起身来。他只不过六十八岁，看起来却老很多。身体状况不佳让他付出很大代价。

“古尔博！”克林顿惊呼道。

两名老干员站着互望良久，最后才伸手拥抱对方。

“真没想到还会再见到你。”克林顿随后指着晚报头版上尼德曼的照片和新闻标题“杀警凶嫌可能逃往丹麦”，又说：“你应该是为这个来的。”

“你好吗？”

“我病了。”克林顿说。

“看得出来。”

“如果不换肾，我恐怕不久人世。但要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找到一颗肾，机会微乎其微。”

方才那名妇人出现在客厅门厅，问古尔博要不要喝点什么。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谢谢。”等她离开后，他转向克林顿问道：“那是谁？”

“我女儿。”

真不可思议，尽管在“小组”里亲密共事多年，闲暇时间却几乎谁也不和谁来往。古尔博知道每个同事最细微的个人特质、长处与弱点，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却知之甚少。克林顿很可能是古尔博二十年来最亲密的同事，他知道他结婚生子，却不知道女儿的名字、已故妻子的名字，甚至克林顿平常都上哪度假。就好像“小组”以外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不容讨论。

“你要我做什么吗？”克林顿问。

“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对瓦登榭的看法？”

克林顿摇摇头。“我不想卷入。”

“我不是要求你介入。你认识他，他和你共事过十年。”

克林顿又摇头。“他现在是‘小组’的头儿，我怎么想已经不重要。”

“他应付得来吗？”

“他不是笨蛋。”

“可是呢？”

“他是个分析家，非常善于解谜，直觉很强，是个杰出的管理者，能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方法平衡预算。”

古尔博点点头。克林顿没有说出最重要的特质。

“你准备再回来工作吗？”

克林顿抬起头，犹豫了好一会儿。

“古尔博……我每隔一天就得到医院洗肾九小时，上楼也上气不接下气，我实在没有体力，一点也没有了。”

“我需要你，最后一次任务。”

“我做不到。”

“你可以，而且你还是可以每隔一天去洗肾，上楼可以搭电梯，必要的话，我甚至可以派人用担架抬着你往返。我需要的是你有心。”

克林顿叹了口气。“说说看吧。”

“目前我们面临一个极度复杂的情况，需要好手参与行动。瓦登榭手下有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名叫乔纳斯。整个行动部门只有他一人，我想瓦登榭不会有动力做该做的事。在预算方面耍花招他也许是天才，但他不敢作行动决策，也不敢让‘小组’采取必要的实地行动。”

克林顿虚弱地笑了笑。

“行动得分两头进行。一头是札拉千科，我得想办法和他讲道理，这我大概知道该怎么做。另一头要从斯德哥尔摩这边下手，问题是‘小组’里面没有能真正负责的人。我要你来带头，最后一次任务。乔纳斯和纽斯壮可以跑腿，你来发号施令。”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很清楚，只是你得下定决心要不要接这个任务。我们这些老人若不插手尽点力，再过几个星期，‘小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