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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部长不解。

首相忽然点了点头。

“札拉千科背叛了外国政权。”费格劳拉解释道：“据布隆维斯特的说法，他将信息提供给外国的情报单位。如果政府不知情，就等同于政变了。”

“你的论点我明白。”首相说：“现在换我说说我的看法。”

他站起来绕桌子一圈，最后在艾柯林特面前站定。

“你有个非常有才干的同事。她可说是一针见血。”

艾柯林特咽了一下口水，点点头。首相接着转向司法部部长。

“把你的国务秘书和法务司司长找来。明天早上，我就要看到一份特别授权宪法保障组处理此事的文件。他们的任务是确认我们刚刚讨论的事究竟是真是假、搜集证据证明其牵连范围有多广，并找出负责或涉及的有哪些人。文件上不得注明你们在进行初步调查，我也许弄错了，但我以为在这个情况下，只有检察总长能指派初步调查的负责人。但我能授权让你进行个人调查，因此你要作一份正式公开的报告，你懂吗？”

“我懂，不过我想声明一下，我自己以前也当过检察官。”

“我们请法务司司长看一看，究竟该如何措词才正确。总之，调查工作由你一人负责，但可以挑选你需要的助手。如果发现犯罪证据，必须交给检察总长，由他决定起诉事宜。”

“我得查一查究竟有哪些适用条款，不过我想您得告知国会发言人和宪法委员会……消息很快就会泄漏出去。”部长说。

“换句话说，我们的动作得更快。”首相说。

费格劳拉举手示意发言。

“有什么事？”首相问。

“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千禧年》的出刊会和我们的调查冲突；第二，莎兰德一案再过几个星期就要开庭。”

“能不能问出《千禧年》打算什么时候刊登？”

“可以问，”艾柯林特回答道：“不过我们最不想的就是和媒体打交道。”

“至于这个叫莎兰德的女孩……”司法部部长起了个头，随即住口停了一会儿。“如果她真受到如《千禧年》所说的不公对待，就太可怕了。真的有可能吗？”

“恐怕是真的。”艾柯林特说。

“那么我们非得弥补她所受到的这些伤害，尤其绝不能让她再次遭受不公的待遇。”首相说。

“要怎么做呢？”部长问道：“政府不能干涉已经起诉的案子，否则就是违法。”

“能找检察官谈谈吗？”

“不行，”艾柯林特说：“您身为首相，绝不能影响司法程序。”

“换句话说，莎兰德只能上法院碰碰运气。”部长说：“只有当她打输官司后上诉，政府才能插手，或是特赦她或是要求检察总长审查是否可能重新开庭。但这也只有在她被判徒刑时才适用，假如她被判入精神疗养院，政府便无计可施。那是医疗问题，首相无权判定她是否正常。”

星期五晚上十点，莎兰德听到门上钥匙转动的声音，立刻关掉掌上电脑并把它藏进床垫底下。抬头一看，约纳森正要关门。

“晚安，莎兰德小姐。”他说：“今天晚上感觉怎么样？”

“头痛得要命，好像还发烧。”

“听起来不太好。”

莎兰德似乎并不特别因为发烧或头痛感到困扰。约纳森花了十分钟替她作检查，发现晚上这段时间她的体温又急剧窜高。

“你过去几个星期复原情况那么好，现在却得强迫卧床休息，真是遗憾。很可惜你至少还得多待两个星期才能出院。”

“两个星期应该够了。”

从伦敦到斯德哥尔摩陆路距离约一千九百公里，理论上开车约需二十小时，实际上二十小时只能到达德国北部与丹麦交界处。星期日天空乌云密布，当化名“三一”的男子来到连接丹麦与瑞典的俄勒海峡大桥中央，天开始下起倾盆大雨。他于是减慢车速，启动雨刷。

三一发现在欧陆开车真是要命，因为路上每个人都坚持开在错误的一边。他在星期五上午将行李装上货车，从多佛搭渡轮到法国加来，然后经由列日横越比利时，在亚琛通过德国边界后，由高速公路北上汉堡，再继续前往丹麦。

他的同伴“巴布狗”在后座睡觉。他们轮流开车，除了有几次暂停一小时休息外，一直都维持九十公里的时速前进。这辆车已是十八年的老车，开不了更快。

虽然从伦敦到斯德哥尔摩有更便利的方法，但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