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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长“死”了，他的担子移到了叶肇肩上。

可怜堂堂中将，哪里干过挑夫的活，肩上乍压重担，没多大一会儿就走不动道了。

鬼子打量他也不是个干重活的料，正好又抓到了其他壮丁，才放了他一马。

包括邓叶在内，每个从南京城往外冲的粤军都称得上英勇，当然也都很狼狈。广东话成了他们抱团的精神支柱，或聚或散，或合或离，只要听到“几大”，听到“丢那妈”，就知道在求生路上，自己并不孤独。

前期收拢整理的粤军即有1000多人，实际在江南地区还有很多未得到及时收容的散兵。

我曾听这里的老人们说起，江南敌后抗战初起时，抗日武装里面，别说打仗，知道怎么开枪的人都挺少，只有一些操广东话的老兵是例外。想来，他们极可能是流落当地的粤军官兵。

如果粤军不向城外突围，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谁也不敢去想。

邓龙光有感于此，当得知唐生智遭到群起围攻，甚至有可能要上军事法庭时，他主动拿出一直藏在身上的油印命令，替唐生智解了围。

1937年12月13日23时15分，裕仁天皇从侍从武官府那里拿到了一份奏报，奏报是参谋本部送上来的。

启奏吾皇：南京已被完全攻陷。

日军自占领南京后，为报复淞沪战役伤亡接近十万人的损失，开始成批杀害被俘人员和南京市民，这一中世纪式的屠城前后长达六周之久。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证实被杀害人数约35万。

南京，多么美丽的一座城市。

从《长干行》中栩栩如生的邻船对话，到《石头城》里潮打空城的浅回低唱，我敢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把汉文化中的南方元素表现得如此感人至深。

你可以在秦淮河打捞旧时月色，可以在夫子庙领略前朝飘逸，甚至可以在明孝陵感受到那种将历史文化与山川美景熔于一炉的震撼。

宛如釉色渲染的青花瓷，当它摔破在地，那是真正令人心碎的声音。

300年前清军对扬州的那次屠城才不过十日，南京却经历了长达六周深不见底的黑暗。

在那些天里，也许连南京上空的月光都是惨白的，从这里侥幸逃出的每一个人，都会在回忆里增添一层血泪以及刻骨铭心的仇恨。

南京大屠杀，使国际社会感到了巨大震惊。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在第二年被迫将松井石根及部下将佐80余人从中国召回。

第25章　突围（2）

二战胜利后，大屠杀直接责任者分别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追究。除原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已病死外，原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在屠城中欠下血债最多的是熊本第6师团，原师团长谷寿夫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

十里秦淮，万千冤魂，终能得一告慰矣。

然而有些事，我们还是不能忘记。

地产大王王石曾在“捐款门”事件中饱受诟病，不过我在听过他的一次访谈后却改变了看法。

他说，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也没去过，十分惭愧，而且我也承认，潜意识下不愿面对，是我至今未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那是民族的一道伤口。伤口总不会让人愉快，就像中国戏曲，不管开头和过程多么悲伤，最后都会处理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王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心有所动。

他问，这是否也和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已被忽略有关。

当一个民族面对它的伤口时，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

不说犹太人纪念馆，说哭墙。

一面巨大的石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那里，或面壁肃立，或默默祈祷，或长跪悲戚，或泪如雨下。

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种群体性情感的深沉积淀和爆发，足以使整个民族更加团结和坚强，而这正是哭墙的价值所在。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就是我们的哭墙。

除了仇恨和悲痛，它还应该负载更多，比如民族的自我体认和反思，以及对每一个遇难者的追思和怀念。

唐生智本来极可能会像他所誓言过的那样，与南京同殉。

他没有给自己预留一条过江的船，但是他说过，身边的幕僚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