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部分 (第1/4页)

达到了，所以现在“璧还八塘于蒋军”。

蒋介石看到布告后气得七窍生烟，在事后的军事总结会议上逐字逐句读了一遍，然后当场宣布将白崇禧、陈诚以下十名高级将领分别予以降级、撤职查办、军法审判等不同程度的处分，这是“七七事变”后高层指挥官受到处分最多的一次。

人受罚，部队也倒霉，计有两个集团军及三个军的番号被撤（后来又撤销了桂林行营）。其中第九师师长郑作民中炮阵亡，可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被炸死的，大家都不知道，直到日军撤退后才找到尸首。

对这种抛弃长官自顾逃命的“无廉耻”做法，蒋介石尤其震怒，立即下令取消了第九师番号，改称“无名师”，官兵所佩戴的符号和臂章上均印有“进就不退，守就不走”的警语，此类处分在中国军队中也是史无前例的。

第37章　这个冬天不太冷

1939年，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黄仁宇正在位于成都的黄埔军校接受训练。

“双十节”（民国政府的国庆日）刚至，蒋介石忽然从重庆来到成都，并校阅了黄埔学生。与黄仁宇想象中不同，讲台上的蒋介石，不是那个黄埔建军和北伐时期气势夺人的百战英雄，倒像一个已经进入暮年的老人，言语间甚至还带有像私塾老师那样的啰唆。

以后黄仁宇才知道，蒋校长此时正处于忧郁期，所谓“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

冬季攻势

蒋介石来成都，主要目的不是视察黄埔军校，而是兼职四川省主席。

因为一下子添了这么多吃饭的嘴，四川矛盾越积越多，两个地头蛇——王缵绪与潘文华差点要动起刀枪来。

居中调停的蒋介石左右为难，恨不得一人扇两巴掌，痛骂一句：外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就剩这么一点可怜的家产，还闹什么闹（“寇患日深，尚有何权利可争”）？

私下里，他也感到异常酸楚。经过多年的浴血厮杀，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黄埔学生已死伤枕藉，其中的精英更是损失殆尽，如果不是为了打小日本，何至如此，到头来还要受你们这些土老帽的气。

凄雨冷风中，自命杀伐果敢的“蒋委员长”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起来。国民参政会上，当他念到《诗经》中“风雨所飘摇”一句时，念着念着，不觉当场热泪盈眶。

碰到这种情况，大家都得陪着流泪。

什么，你不感动？那你必定是“无心肝之人”。

后面那一句是老蒋说的。

当然，流泪归流泪，地头蛇还是得罪不起的。蒋介石下令，让王缵绪率部赴前方抗日，川省主席我自己当，这总可以了吧。

只有稳住后方，才能把精神集中到前方战场。

在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统帅部已难以组织起类似规模的强大攻势，这让中国军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调整之机，于是继第一期整训后，又完成了第二期整训。

整训的结果，不仅兵力得到整补，而且各部队战斗力都有所提高，乃至于在昆仑关之战已能首次对日军采取主动进攻。

1939年10月，中国统帅部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从12月起，动员全国九个战区，接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向日军占据的地盘发起冬季攻势。

抗战中，中日情报战就像真实战场一样激烈，而由于日方拥有先进的电码技术，总体上始终更胜中方一筹。

10月份部署的冬季攻势计划，到11月底却被日军从密码电报中截获并破译，由此在很多地区都作了防范。

第一战区还没发作，山西的“华北方面军”却来了个先发制人，向中条山出击，反而迫使其进入防守。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如法炮制，通过主动进攻萧山，也让第三战区在行动时增加了很多羁绊。

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倒也想向山西、上海的同事学习，无奈他做不到。因为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后，第十一军的兵力捉襟见肘，别说攻，能守住武汉就算不错了。

冈村只能退而求其次，除了在武汉外围加固防御工事外，就是让各师团控制一定数量的机动兵力，以便到时用于策应。

当然，最坏的准备也要有。第十一军弄来了一批运输机，打算哪个据点如果被包围，一时又解不了围的话，便进行空投。

虽然知道中国统帅部要发起冬季攻势，可是究竟哪一天发起，却还是个未解的谜。

进入12月上旬，中方的两个战区仍无动静，冈村心里不由得七上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