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部分 (第1/4页)

经治疗病情稳步好转，肿痛显减，但觉酸楚，关节活动恢复正常，苔化未净，舌红中剥，脉小弦数。证属湿热不净，阴伤气耗之候。

处方：生黄芪15g，生地15g，土茯苓15g，透骨草15g，石斛12g，木防己12g，漏芦12g，广地龙10g，乌梢蛇10g，黄柏10g，知母10g，当归10g，炙全蝎3g，炒苍术6g，炮山甲5g。25剂。

药后关节肿痛基本消失，精神亦振，纳佳，寐安。

按：本案证属热痹、顽痹，因风湿热毒留着，痰瘀互结，伤阴耗气所致，实中夹虚之候，故先从标治，予祛风化湿、清热解毒、化痰祛瘀之剂，病邪渐退，正虚较显时分步加入养阴益气之品扶正祛邪，若起手即大剂补益恐有助邪之弊。

（周仲瑛著。周仲瑛临床经验辑要。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

【古代文献精选】

《素问·痹论》：“五脏皆有所合，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叙痹论》：“大抵痹之为病，寒多则疼，风多则行，湿多则着。在骨则重而不举，在脉则血凝而不流，在筋则屈而不伸，在肉则不仁；在皮则寒。”

《医宗必读·痹》：“治行痹者，散风为主，御寒利湿仍不可废，大抵参以补血之剂，盖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治痛痹者，散寒为主，疏风燥湿仍不可缺，大抵参以补火之剂，非大辛大温，不能释其凝寒也。治着痹者，利湿为主，祛风解寒亦不可缺，大抵参以补脾补气之剂，盖土强可以胜湿，而气足自无顽麻也。”

第二节瘙证

痿证是指肢体筋脉弛缓，软弱无力，不能随意运动，或伴有肌肉萎缩的一种病证。临床以下肢痿弱较为常见，亦称“痿蹙”。“痿”是指痿弱不用，“蹙”是指下肢软弱无力，不能步履之意。

《内经》阐述了痿证的病因病机、病证分类及治疗原则。《素问·痿论》指出本病的病因是思想无穷、有渐于湿、热伤五脏、远行劳倦、房劳太过等，病机是“肺热叶焦”，津液被灼，肺燥不能输精于五脏，因而五体失养，肢体筋脉痿软。还将痿证分为皮、脉、筋、骨、肉五痿，并提出“治痿独取阳明”的基本治则。《素问·生气通天论》又指出：“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认为湿热也是痿证成因之一。隋·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风身体手足不随候》中认为本病是“由体虚，腠理开，风气伤于脾胃之经络”所致。金·张子和《儒门事亲·指风痹痿厥近世差玄说》强调“痿病无寒”，认为痿证的病机是“由肾水不能胜心火，心火上铄肺金。肺金受火制，六叶皆焦，皮毛虚弱，急而薄著，则生痿蹙。”并把风、痹、厥与痿证进行了鉴别，指出：“夫四末之疾，动而或劲者为风，不仁或痛者为痹，弱而不用者为痿，逆而寒热者为厥，此其状未尝同也。”朱丹溪认为痿证有湿热、湿痰、气虚、血虚、瘀血之别，提出了“泻南方，补北方”的治疗原则，“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明清以后对痿证的辨证论治渐趋完善。明·张景岳《景岳全书·痿证》指出，痿证原本并非尽是阴虚火旺，认为“元气败伤，则精虚不能灌溉，血虚不能营养者，亦不少矣。若概从火论，则恐真阳亏败，及土衰水涸者，有不能堪，故当酌寒热之浅深，审虚实之缓急，以施治疗，庶得治痿之全矣。”《临证指南医案·痿》邹滋九按：“夫痿证之旨，不外乎肝肾肺胃四经之病。”

根据本病的临床表现，西医学中多发性神经病、运动神经元疾病、脊髓病变、周期性瘫痪、重症肌无力、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萎缩性肌炎等表现为肢体痿软无力、不能随意运动者，均可参照本节辨证论治。

【病因病机】

痿证形成的原因颇为复杂。外感温毒、湿热之邪，内伤情志、饮食劳倦、先天不足、房事不节、跌打损伤以及接触神经毒性药物等，均可致使五脏受损，气血亏耗，精津不足，肌肉筋脉失养，发为痿证。

一、病因

1。感受温毒

温热毒邪内侵，或病后余邪未尽，内热燔灼，伤津耗气，肺热叶焦，津伤失布，不能润泽五脏，五体失养而痿弱不用。

2。湿热浸淫

久处湿地或冒雨涉水，感受外来